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王夫之认为，教学不但要“习”，还要注重“时”，他指出“学而不习，习而不时”是学者的通病。他所说的“时”有两层含义，一是循序渐进之义，一是有恒之义。
2、作为古代的士人与士大夫，王夫之与他们有相同的精神结构及人生目标：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王夫之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时代没有给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个人成长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又与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二十四岁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王朝聘、长兄王介之都是理学中二程、朱子学的信奉者，同时又与阳明学江右学派邹守益一系有学术关联。其长兄比他大十二岁，对于《周易》《春秋》《诗经》均有极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七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二十四岁时，与其长兄一道赴武昌参加乡试，一同中举。而从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家庭教育，在经学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长兄完成的。青年时代的王夫之，其实是极其刚愎狂放的，但有一位严厉的兄长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还算是有所收敛。但二十四岁中举后，正值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的义军阻断了王夫之与其兄长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只好返回乡里。二十五岁之后，王夫之卷入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中，其思想的变化，人生抉择的最后确定，大体上可以五十岁时的对联为一鲜明的分界线。
3、1689年(七十一岁)四月，重订《尚书引义》。
4、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149
5、王夫之在强调“自勉”的同时，还指出注重“自得”，即学习积极性原则。虽教亡益。”他强调学生学习要有“求通之志”，即要有学习心理上的准备和努力钻研的精神，然后再有教师的启发式教学，就会获得好的效果。这就是“教在我而自得在彼”的道理。
6、“阴阳五行之气”是大自然的赋予，是组成万物的材料，人也不能例外。王夫之说：“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万物，其秀而最灵者为人，形既成而理固在其中。”(5)105王夫之以为，在阴阳气化过程中，人是最优秀的产物。大自然为人的生存提供了诸多物质条件，即“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这是“身成”。德性意识的完善是以感性欲望为基础的，“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感性欲望的合理满足，必须在德性意识指导下才能实现，即“以道体身而身成”，“身成”与“性成”是“互为体”的。“身成”与“性成”是人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王夫之说：“天能生之，地能成之，而斟酌饱满以全二气之粹美者，人之能也。穑有可丰美之道而未尽昭著，后稷因天之能，尽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圣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质，使充实充辉，皆若此。”(8)281后稷利用了大自然的给予，让“穑”的“可丰美之道”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昭著”)；推而广之，人能通过自身的力量让它“饱满以全”。一方面是大自然的赠与，即“天能生之，地能成之”；另一方面是有着人为的加工，即“以人能合而成之”。“成之”，是把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可能性的过程。自然界提供了可以丰美的材质，但它的潜能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人通过自身劳动，发掘了自然界所赐予的潜能，使其得到充实并显露出光辉来。这就是美的创造，王夫之通过人在美的创造中的具体论述，而“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质”，就是“身成”与“性成”相结合的过程。这继承了孔子与荀子的观点。在“身成”与“性成”的过程中，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创造力得以高扬。王夫之揭示人的本质力量是如何得到发展的途径，即“成人之道”的行进途径。
7、国内统一刊号CN11-3153/K 国内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8、(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
9、人性的发展过程，在王夫之心目中，是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德性意识的造就相互统一的过程：
10、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11、抗清失败后，王夫之既能够婉拒好友兼师长的方以智的劝他逃禅的引诱，又成功地抗拒来自政治功名方面的诱惑，保持住一个儒家士人坚贞的文化理想，实属不易。这一保存并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自觉，堪与孔子于春秋末年删述六经、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努力相媲美。(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三条)。
12、圣人“无情”为“无我”的具体化。王夫之以为，在“成人之道”过程中，“我”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夫之说：“或曰圣人无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12)120认同“圣人无我”，理想人格就失去了载体。讲“我”一定要兼顾“德”与“性情”，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是“性成”与“身成”的统一。理学家强调“我”在与外界事物接触中，可以不产生任何感情与情欲。程颐在《伊川易传》中对艮卦的解释时说：“不获其身，不见其身也，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为无咎也。”(14)968艮卦的本义，是山峰巍然对立，寂然静止之意。与“外物不接、内欲不萌”的禁欲主义毫无瓜葛。咸卦的本义，是阴阳二气的交互感应，而程颐也作了“无我”的诠释：“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不通者，无不应者，亦贞而已矣。贞者，虚中无我之谓也。”(14)857-858
13、1672年(五十四岁)，重订《老子衍》，稿本被唐端笏携去，毁于火灾。今存《老子衍》为其三十四岁时写成的初稿。
14、相同：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 裁，主张限制君权。②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③思想上：批判地继承儒学，主张“经世致用”。
15、本期内容整理自《中国教育史》郭齐家著，人民教育出版社，部分图片资料来自网络资料
16、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大儒如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相比，王夫之大约于三十三岁(创作《章灵赋》及《注》)时确立了人生的终极价值追求，而且基本上没有动摇，五十岁自题“观生居”的对联更进一步阐明了今后的人生方向。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受到外界的诱惑与干扰。1667年前后，方以智多次劝王夫之出家，并有诗云：“何不翻身行别路，瓠落出没五湖烟。”王夫之虽然理解方以智的好意，也尊重他的学术与思想，但却有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答诗中说道：“洪炉滴水试烹煎，穷措生涯有火传……旧识五湖霜月好，寒梅春在野塘边。”这表明，王夫之要在穷乡僻壤的“野塘边”，像寒梅呼唤春天一样，为民族文化的未来春天独自抗争。
17、王夫之在著作中除谈及以上教育理论的见解外，他还从自己研读、著述的体会出发，谈到许多教与学的原则和方法。
18、1690年(七十二岁)，写成《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重订《张子正蒙注》。
19、1676年(五十八岁)，始撰《周易大象解》。
20、王夫之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人性、教与学等许多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这些独特的见解绝非是零星片断的经验总结，而是一代大师理性思维的结晶，是系统的独特的理论建树，因而能给后人的教育行动以理论上的指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1、1686年(六十八岁)，重订《周易内传》及《发例》。又写出《四书笺解》十一卷。
22、王夫之认为“习”在人性的形成、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与外界事物的接触，是通过后天的实际活动取得的，这也正是人和禽兽只有先天本能的重要区别。
23、不同：①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激烈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②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倡导实学，积极求真并实践。③王夫之：哲学贡献大，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24、(10)王夫之.思问录外篇.北京：中华书局，19
25、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8)102
26、1673年(五十五岁)，《礼记章句》初稿写成。
27、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28、(11)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19
29、1687年(六十九岁)，开始写《读通鉴论》。
30、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也。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11)116
31、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32、王夫之以为，不能像理学家那样，以“存理灭欲”为实现理想人格的途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共同点是强调出“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对立。理学家以为，饥食渴饮为“欲”，为人的生理需求；食求甘美为“人欲”，为提升自身需求的进一步要求。肚子饥饿了，吃个白馒头是“欲”，想吃一顿丰盛的宴席就是“人欲”了。2对这样的区别，王夫之是不认同的：“苟食其鱼，则以河鲂为美，亦恶得而弗河鲂哉?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姜齐哉?”(12)60吃鱼，为什么不吃河鲂这样的美味呢?娶妻，为什么不以美女齐姜为正选呢?理学家心目中的“天理”，有着多重内涵。“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又是客观世界里事物中存在的规律与法则，这是从哲理上说的。“天理”为伦常秩序与等级制度，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这是从社会意义上说的。理学家断言，“人欲”是要灭绝的，“天理”是要提倡的。朱熹说得很干脆：“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17)224-225主观设定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王阳明主张，“必欲此心纯属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18)66理学家的目的，是想否认人性中感性欲望与德性意识之间的血肉联系。王夫之没有否定“天理”，认为“天理”与“人欲”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9)519他坚决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以为这是同一天空下人的本性所在的：“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9)369王夫之强调的是，不只是生理需求，就是进一步的心理需求，也要得到合理的满足。王夫之批评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理学家那里被称为“圣人无我”：
33、(2)欧洲：打击了专制世俗统治，开启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34、1685年(六十七岁)，孟春写成《张子正蒙注》。同年八月写成《楚辞通释》十四卷。九月，为门人讲解《周易》，写成《周易内传》十二卷，又写成《周易内传发例》一卷。另外，《思问录》内外篇亦当定稿于此时。
35、主张(1)提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理论；
36、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37、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869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38、(1)中国：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启蒙思想从本质上并未摆脱传统的儒学范畴，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
39、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历正月初二日，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姜翁、一壶道人、双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学者尊其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在野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眷恋科举，所不同的是，他又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须盟”，立志改革社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颇为类似。不过，晚明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迷梦。明亡以后，他也曾在衡山组织乡民起兵抗清。失败后，经友人的劝说，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小官，结识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在永历小朝廷，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后经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的营救脱险，回到湖南，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反攻，收复衡阳，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最终未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由此而展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工作。五十岁时，在自己所居的观生堂题写一副对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由这一副对联，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创作之内在动力，更可以看出他宏伟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40、(12)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
41、(3)梁启雄.荀子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42、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43、1677年(五十九岁)秋，《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其中《大学》《中庸》依朱子旧注。萧萐父先生认为这部著作“盖授徒讲，非自得之作”。
44、(1)他们都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成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
45、2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见《朱子语类》卷中华书局，19
46、(1)中国：对封建专制统治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无法动摇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深刻的社会革命。
47、通俗点说，理想人格就是人们的榜样。从理论上说，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即为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是以美轮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对理想人格不同范型的探究中，学术界对圣贤与君子有较多的关注，但于“成人”考察的并不多。只是到了王夫之那里，“成人之道”才得到了较为系统地论述。一般地说，自然和人、对象和主体的交互作用，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是培养自觉的理想人格的一般规律和必由之路。3如果说，柳宗元注意到后一方面的话；那末，王夫之较多的侧重前一方面。两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到人格培养的规律与途径，都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王夫之实现“成人之道”的途径，是把它安置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不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发展着人的本质力量(“日新之命”)。在这一过程中，人向着求真、向善、爱美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前景行进，这是王夫之“成人之道”给予的启示。在迈向小康社会的行程中，亟需激活传统文化中的资源，熔铸进时代需要的内容之中。王夫之建立在“日新”宇宙观上的动态人性论，以“日生”与“日成”、“身成”与“性成”相统为造就理想人格途径的思想。这是王夫之留给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8、王夫之以前的人性学说，不论是复性说还是成性说，抑或主张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无善无恶，都以为人性一旦成型便不再变更了。王夫之对二程有个批评：“程子以气禀属之人，若谓此气禀者，一受之成形而莫能或易。”(9)568王夫之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处于变化与运动之中，“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6)120这种无止息的变动，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化”：“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日月也。……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末消，亦槁而死。”(10)36“日新”观是理解王夫之思想的关键所在。自然界日月风雷，是处于变动态中的。如果不能遵循“日新”这一客观规律，等待它的只能是死亡。人也无法跳出这一框架。从逻辑推演上来说，对构建了体系的哲学家来说，都会把自己的宗旨推及到其学说的各个方面，否则就构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王夫之也不例外：“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思得其永，微显相次而显察于微。”(6)183王夫之把人的学习与认识，看作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变化的行程，新旧知识互相作用不断地推陈出新。于是明显的现象与隐蔽的本质相继为人们所洞察，“微”的本质是从“显”的现象那里得到了说明。王夫之明言，任何事物只是处于动态之中，才能获得永不枯萎的生命力：“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积水，而百川相因以注之。止水之洼，九夏之方熯而已涸也。”(6)120-121人的才能在运用中得到发展，人的思维如同江河之水，在不停地流动中才会永不穷竭。微小的水洼，经不起夏天太阳的日晒，很快就枯竭了。人性是遵循“日新”的规律而行进的，这是他批评“一受成形而莫能或易”的形而上学人性论的理论基础。据此王夫之强调，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形，不受损益也哉?”(11)65王夫之提出，“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将人性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行进过程：“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11)63“日生日成”，就是天天处于更新的状态中，王夫之称之为“日新之命”：
49、王夫之“行先知后”、“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主张，是教育上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正确地反映了教育过程的一般规律。根据这一观点他强调指出，获取知识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而求知识要落到行上，又要从行上检验知识的效果功用。
50、人和禽兽不同，有着“用其初命”与“日新之命”的区别。“命”不是指命运，是说万物受之于自然界的东西。对禽兽来说，天生的本能决定了的一生，无法变更本初的面貌。“不谌其初”，是说人在满足自身生理要求的基础上，用自身主观能动性来变更自然界所赋予的天性。在人与自然界交往(“相受”)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即“日新之命”。这与儒家传统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一直为历代儒家所关心。孔子说，人和犬马对其父母“皆能有养”，但人兽之和区别在于是否有“敬”。(《论语·为政》)孟子以为，人比禽兽高贵的原因，在于人有“仁义”。(13)191“敬”与“仁义”都是道德意识，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道德意识上。这一观念从先秦到明清，历经二千多年流传不绝。它往往以不同的形式拷贝自身，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黄宗羲，均承袭了这一观念。从董仲舒的人“超然异于群生”，是由于“父子之亲”“上下君臣之谊”(《汉书·董仲舒传》)，到程颐“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14)1272朱熹与陆九渊有鹅湖之争，然两人在这方面却一致得很。朱熹断言：“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昏而不能备。”(《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方叔》)陆九渊说：“人生天地间，而抱五常之性，为庶类最灵者”。(15)224黄宗羲也难脱此框架：“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真不得与人同者。”(16)135王夫之“日新之命”和“用其初命”来甄别人与禽兽的差别，对孔孟以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大胆突破，是前所未有的新观点。王夫之讲人与禽兽之别，把目光集中于人具有劳动的能力以改变自然界的面目上。王夫之强调，人有“日新之命”，能变更自然界赋予的本能，达到“性日生日成”。这是他“日新之化”的宇宙观在人性论上的延伸，使他与儒家传统观念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
51、王夫之反对“圣人无我”之说，强调德性凝于感性，“身成”为“性成”的基础。他说：
52、1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王夫之在理欲之辨上，不像黄宗羲那样直接了当，宣称私欲是人的本性所在，而是主张“天理之节文，必寓人欲以见”。(《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关于这方面内容，学术界论述颇多。
53、不同：①黄宗羲：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激烈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②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倡导实学，积极求真并实践。③王夫之：哲学贡献大，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54、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55、1679年(六十一岁)，《庄子通》写成。该年秋，开始著《四书训义》。
56、五十七岁以后的王夫之，其学术的堂庑愈加广大，出入儒、道、佛，精研中国历史，对历史的兴衰成败作深入的哲学思考。其晚年所作的《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两书，是最为杰出的哲学与历史哲学著作。
57、哲学思想：发挥“气一元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
58、“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上述评论中的“他”应是
59、身者道之用，性者道之体。合气质攻取之性，一为道用，则以道体身而身成；大其心以尽性，熟而安焉，则性成。……君子精义研几而化成其心，所以为作圣之实功也。(8)138
60、(2)欧洲：批判天主教会，直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61、王夫之与哲学、教育和政治有关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读通鉴论》等。
62、行难知易，学思结合 王夫之认为读书不应该局限在书斋当中，只学习书本知识，而应该坚持知行相资，学思结合。王夫之在批判程朱理学“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知行统一”两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知行观。王夫之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说明在人们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知和行的功能相异，但是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使“知”“行”双方都能受益，有助于读者去更好地认知事物。在论述“知”和“行”的关系时，王夫之还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他认为“知”是“以行为功”的，在“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但是仅靠“知”的过程无法获得“行”，更无法获得真知。只有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知，因此王夫之认为“行难知易”。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 王夫之也非常重视学思结合。他在《四书训义》中指出：“致知之途有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与“思”是学习的两条途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是思考的材料，只有博览群书，才能知识常新。在拥有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再进行独立思考，知其然之后，还要探索其所以然。这个思考的过程就是对学习材料的吸收和升华，经过“学”与“思”的结合，读者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王夫之说“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就是强调了学思结合的重要性。
63、(1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
64、王夫之关于人性的观点，有其特点。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诸子至宋明诸儒，都局限在性的善恶方面，而王夫之却主张人性是后天学习而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继善成性”的。王夫之认为，人性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发展能力，即所谓“气禀”。这种能力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通过“新故相推”而发展，因此人性是“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人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
65、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一书中，批判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观点，提出了“天理”“人欲”并存不悖的思想。他认为天理和人欲都出自自然，离开人欲就谈不上什么天理。他说：“理欲皆自然”，“终不离欲而别有理”，“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对垒”。王夫之在这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66、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14)460
67、(3)批判与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