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社会建构
1、这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度秩序被客观化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理解为一种非人的事实性。作者对社会现实的物化(reification)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所谓物化，就是将人类现象当做事物来理解，即从非人或超人的角度来看人类现象。在物化的世界中，人忘记了自己是世界的创造者，物化的世界是非人的世界。从前面关于客观化的讨论可以看出，一旦客观的社会世界确立，物化也就不远了。因为社会世界的客观性就意味着，它是作为外在于人类的事物来与人面对。当客观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会忘记世界是自己创造的。也就是说，物化是客观化进程中的一种极端的状况。作者强调指出，物化是意识的一种形式，说得更准确点就是，物化是人类世界中人自身客观化的一种形式。但是即使是在物化的情况下，人还是会持续不断地创造世界，也就是说，人类有一种矛盾的能力，人能够制造出一个否定其自身的现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称呼物化意识为虚假意识。
2、本书的第一章(“日常知识的根基”)是对日常生活现实的现象学分析，因此不妨将其视为服务于核心论点的哲学导言。只对社会学论证感兴趣的读者也许想跳过第一章，但要提醒的是，某些贯穿全书的关键概念都是在这一章先行界定的。
3、社会世界一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就是角色，制度正是通过角色镶嵌在个体的体验中。通过角色扮演，个体才能参与到社会世界中去。通过内化这些角色，相同的世界才会对个体来说在主观上变成真实的。角色代表着制度秩序。作者在这里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制度及其“编排的”行动就好比是未完成的剧本。剧本的实现有赖于生活中的行动者通过指定的角色来谱写。行动者代表角色，通过在给定的舞台上展现它来使得戏剧得以表演。说角色代表制度也就等于是在说，角色使得制度的存在得以可能，并在个体的体验中真实地显示出来。另外，个体通过其所扮演的角色，被引入社会客观化知识的特定领域。比如说，扮演法官的角色，就需要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而带来的是知识的社会分配问题。制度秩序的区隔化及伴随而来的知识分配，一方面会带来意义整合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导致社会中出现分隔的意义亚共同体(专门的角色知识只有内行才懂)。前者使得将行动者不同类型的制度活动合法化面临难题，后者使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看法变得多种多样，不同的意义亚共同体之间还会形成多元竞争。当制度与亚共同体的变迁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增加制度秩序合法化的难度。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中，同时存在着相对论和占星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两者合法化就会变得更为费力。
4、另一面，符号和符号体系是能超越“此地此刻”主观意向的表达并可被客观使用的客观化事物。而语言作为一种声音符号体系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体系。日常生活中共有的客观化事物，主要由语言的意义化来维持。换句话说，当我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时，我就是在通过语言而把自己客观化，把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主观现实转译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中去，因而日常生活是我与他人共同享有的语言生活。因此，想要理解日常生活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理解语言。语言具有超越“此地此刻”的能力，它能在日常生活现实中跨越不同的场域，并将其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且，语言可以超越所有的日常生活现实。它能描述与各种特定意义领域相关的体验，它能涵盖互不相连的现实领域。语言建构了语意和意义的领域。在这些语意领域可以客观化、保存及累积个人际遇与历史经验。通过这种累积，知识的社会储存得到建立。知识的储存作为一个整体也有其自身的相关结构。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便于解决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知识。
5、两种维护现实的类型：“例行维护”与“危机维护”，前者维护日常生活的内化现实，后者用于危机情境。
6、PeterL.Berger(1929-2017)
7、制度化的历史变异还能引发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制度秩序被客观化的方式：制度秩序或它的某个部分会在何种程度上被人理解为非人的实在事物呢？这就是社会现实的物化问题。(现实的社会建构)。
8、在维护现实的社会过程中，人们可以区分出两类人：重要他人和非重要他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或至少绝大部分人，都会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主观现实。不是只有重要他人才能帮助维护主观现实。但重要他人确实占据了现实维护事务的中心地位。对于“身份”这一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来说，要使它能不断地被确认，重要他人的作用尤为关键。要让某人一直相信他就是自己所设想的那个人，那就需要富有情感的显性确认，这来自重要他人，比如妻子、孩子、秘书。无论是喜欢的身份还是不喜欢的身份，从客观的现实定义到主观的现实维护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9、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10、当制度秩序出现分隔化以及这之后出现的知识的社会分配时，意义层面会出现一种新的构型。这时，一个客观问题出现了：如何对整个社会的意义进行全面的整合？
11、个体并非生来就是社会的一员，只是天生具有社会性(sociality)的倾向，随后才变为社会的一员。个体生命中存在一个时间序列，随着时间推移，个体被引导着参与社会辩证法之中(外化-客体化-内化)。内化是这一过程之起点，它对传达意义的客观事件进行了直接的理解或解释。
12、 “诚信无用”论，产生了消极的社会示范效应。“诚信无用”的存在，是虚假、欺诈、失信等行为未受到法律应有制裁、背离违法受罚法律逻辑所致。欺骗失信牟利行为的横行，意味法律惩治不力。“谁诚信谁吃亏、谁欺骗失信谁获利”严重扭曲了诚实守信与虚假失信的正常博弈关系，是滋生机会主义“选择性守信”的温床。
13、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
14、这本书的研究计划构思于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脚下(偶尔也包括山顶)的一些闲谈中，那还是1962年的夏天。初始的写作计划也早在1963年就制订出来了。按照当时的设想，另一位社会学家和两位哲学家也会加入我们的工作。但由于不同的个人原因，我们两人以外的其他参与者最终都退出了。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汉斯弗莱德·凯尔纳(现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和斯坦利·普尔伯格(现任教于法国高等研究院)不断给出的批评意见。
15、本书的第一章(“日常知识的根基”)是对日常生活现实的现象学分析，因此不妨将其视为服务于核心论点的哲学导言。只对社会学论证感兴趣的读者也许想跳过第一章，但要提醒的是，某些贯穿全书的关键概念都是在这一章先行界定的。
16、 毋庸置疑，要激发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的道德欲望，增强人们诚实守信的驱动力和道德意志，就必须要把诚信记录内嵌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各种社会利益活动中，真正形成人们“处处用信用、时时讲信用”的社会氛围。
17、制度世界也需要正当化(legitimation)，即它需要被解释和被证明。这并不是出于增强事实性的目的。A和B可以借助自己的回忆来获取制度的意义。A和B的孩子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制度历史的知识来自于传闻，他们无法通过回忆来获得制度的原始意义。于是，就有必要通过一些正当化程序来向他们解释制度的意义。对制度秩序来讲，这些秩序只有既连贯又全面才能说服下一代，对所有的孩子要讲同样的故事。在新一代人接受社会化从而被纳入制度秩序的过程中，他们就学习了所有关于正当化的知识。
18、赵万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19、认同显然是主观现实中的一个关键元素。与所有的主观现实一样，认同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认同是由社会过程形塑的。一旦结晶，它就会被社会关系维护、修正乃至重塑。社会结构决定了在认同的形成与维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过程；反之，由有机体、个人意识与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认同又反作用于给定的社会结构，同样对它进行维护、修正甚至重塑。
20、那么，到底哪些行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交互类型化呢？
21、如果子意义世界的数量不断增长，复杂性不断增强，那么圈外人就会越来越难接触它们。它们成为一块块“玄奥”飞地，除了那些知晓秘密的人之外，它们对其他人都是密封的。
22、工程教育可以通过正式的、高度理性的、情感中立的过程有效进行，与之相比，音乐教育常常涉及对某位大师的高度认同以及对音乐现实的透彻体会。对一位专业的革命者来说，他也需要工程师所不能及的无限认同和必然性。
23、主观现实的建构，即三阶的“社会化”，实则是社会实体的内化过程。通过内化，客观现实在个体这里具有了主观意义，个体也被全面地引领进社会客观世界中。社会化过程也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级社会化，第二步是次级社会化。
24、借用一个更为适当的概念来说，该书应被视为社会理论中“互构论”取向的开山之作。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全部论述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社会是人的产物，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和社会是相互建构的。这正是“互构论”的基本命题。因此，凡欲学习社会学理论、理解互构论者，都应当将本书作为必读之书。
25、彼得·L·伯格(PeterL.Berger)
26、在这个正当化层次，对离散的制度化过程的反身性整合达到了顶点。一个完整的世界被创造出来，任何较小的正当化理论都是这个世界的某一侧面，是看待现象的特殊视角。在这个超越和总括了制度秩序的世界中，制度化角色提供了参与世界的各种模式。举例讲，“旁系亲属学科”只是一个更庞大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个理论体系几乎肯定包含关于宇宙和人的普遍理论。对亲属结构中的正确行动来说，最终的正当化依据就来自它们在这个宇宙学和人类学框架中的位置。从原则上讲，终极正当化的限度与官方指定的“现实定义者”，即“司正者”的理论雄心和理论创见是正相关的。
27、对个人经验来讲，象征世界的这种规范功能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让一切各安其位”。
28、当初级社会化中转了尖锐对立的世界时，个人就需要在几种编录好的身份中进行选择。如此看来，任何人一旦被社会化后都会成为潜在的自我的叛徒。我们得正视这种复杂性。当孩子迎接宗教奥义时，他就在背叛父母，当他为继承爵位而接受训练时，他就在背叛保姆。由于拥有来自两个矛盾世界的身份，他的每一次背叛都同时伴随着对自己的不忠。当初级社会化内化了这些选择时，它们会带来不同的主观现实。不管什么样的选择使得什么样的主观现实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更替都是一种终身威胁。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引入了更替的可能性后，这一威胁就永久地生根了。
29、在主观现实的维护中有两种现实：例行维护(用于日常生活的内化现实)、危机维护(用于危机情境)，这种维护的实现工具是大部分呈隐性性质的交谈。
30、注：本文所标注页码参考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
31、正当化的第二个层次是由一些已具有雏形的理论假设组成。在这里会出现一些对客观意义丛的不同解释图示。这些图示具有高度的实用性，与具体的行动直接相连。谚语、道德准则和名人金句、民间故事和传说都是这个层次最常见的东西。
32、人是秩序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的建构者，对人的思考始终贯穿社会分析的始终，正如文末所说：“社会学的事业必须保持与历史学和哲学的持续对话，否则它将失去恰当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作为人类世界一部分的社会。它由人创造、由人栖居，并反过来在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人。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对于这一蹊跷现象的好奇心。”
33、在中文版第二章第一节“制度化”中，作者写到：“社会世界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中，而且具有扩张性的制度秩序就扎根于这一过程。任何重复了一次或多次的行动都会导向一定程度的惯例化……当制度被传向下一代的时候，制度世界的客观性会变厚，也会变硬。这种效果不仅仅作用于儿童的社会化，也作用于父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变成了‘事情就应该这样做’，某个世界就这样被牢固的竖立在意识之中。”作者强调，孩子们在社会化的早期阶段，这种制度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34、我们认为，思想问题仅仅是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核心内容。
35、二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于长期存在的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在延续，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的条件下必然导致一些资源的供求矛盾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更为突出；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在发展。这些既是制约今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是在奋斗目标中提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新要求的针对性所在。
36、我们显然无法对历史上的各种维护世界的概念装置展开详尽讨论，但不妨关注下其中较为突出的概念装置，如神学、神话、哲学和科学。
37、(1)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吴肃然,译.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
38、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
39、学生观：建构主义者完全否定心灵白板说，强调学生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建构主义者强调，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
40、一个问题：什么条件可让某个社会导向那些极端状况？最常见的一个条件与劳动分工的程度以及伴随它的制度分化有关。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讲，只要它内部的劳动分工在增加，它就正在远离上文所说的第一种极端类型。另一个条件是经济剩余的出现，它使得特定的个体或群体可以投身那些并不直接关乎生计的专业化活动。这些专业化活动带来了公共知识库的专业化和分隔化。这种专业化和分隔化使得主观知识有可能脱离任何的社会关联，成为“纯理论”。
41、读书札记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42、对卢克曼来讲，每当他回忆起自己在霍巴特学院(HobartCollege)的联合教学期间以及另外一些场合中那些富有成果的交谈时，就会由衷地感激弗里德里希·滕布鲁克所提出的那些想法。伯格也要感谢库尔特·沃尔夫和安东·齐德菲尔德在本书观点形成过程中一直给予的关注和批判。
43、个体间的差异与竞争在社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异化，作为“主观现实”的社会在构成过程中的冲突和变异是否影响到社会建构。
44、这一部分介绍了对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解。人类通过活动的惯例化铸成模式→惯例活动产生着两方面的作用：在心理层面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为人的活动导向化提供动力；预先归类大量情境，使生活中的活动可预期化和标准化。→惯例化过程先于制度化，但与人类活动的制度化同延(coextensive)→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的惯例活动过程形成交互类型化，从而导向制度化。(注：制度秩序被客观化：制度秩序或它的某个部分会在何种程度上被人理解为非人的实在事物？这是社会现实的物化问题。)当异端问题出现时，维持共同体的概念化发展的主要时机出现，应对方式有两种：治疗和无效。
45、有一种特殊但极其重要的客体化，那就是符号化，即人类社会对符号的生产。与其他客体相比，符号的独特性在于它把刻画主观意义当作自己的明确任务。作为客体，符号和符号系统能够超越“此时此地”中的主观意向表达，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客体化与“可分离性”。
46、当A和B进行互动时，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类型化都会很快发生。A观察B的行动，赋予该行动以动机。当B重复了这一行动之后，A赋予该行动以同样的动机。当B继续行动时，A可能对自己说：啊哈，他又这么做了。与此同时，A可能也假定B正好对自己做同样的解读。从一开始，A和B就假定了这种类型化的交互性。在他们的互动中，这些类型化通过具体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于是A和B就开始面对面地相互扮演角色。即使双方的行动不同，也不会影响上述过程；当双方的行动相同时，一方就有可能采纳对方的角色。也就是说，A会在内心认可B所重复扮演的角色，将其视为自己在进行角色扮演时的榜样。例如，B在做饭时所扮演的角色不仅被A类型化了，也成为A在扮演做饭者角色过程中的一种构成行因素。于是一系列的交互类型化行动就出现了。这些行动在每个角色身上都体现为惯例。尽管这种交互类型化还算不上制度化(因为这里仅有两个人，不可能形成行动者的拓扑结构)，但是制度化的内核已经很清晰了。
47、伟大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曾在诗中呐喊：“真主啊，请把我们从这名字的海洋中解救出来吧！”我们在阅读社会学理论时也常有此感叹，因此决定把这本书中的名字统统删掉，这样它读起来就像是我们自己观点的持续呈现，而不是屡屡出现“涂尔干这么说”“韦伯那么说”“这里我们赞同涂尔干而不赞同韦伯”“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涂尔干被误解了”等不断插进来的句子。
48、伯格著有《神圣的帷幕》《天使的传言》《牺牲的金字塔》《与社会学同游》等作品。在当代社会学日益实证化和科学化的今天，伯格始终坚持一种人文主义的学科视角，主张打通社会学与哲学、宗教和文学等人文学科的边界。
49、人类的生存有秩序、有方向、有稳定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人类秩序在经验层面上的稳定性究竟从何而来？在第一层面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任何有机体的发展来讲，都存在着一个既有的社会秩序。对于人类存在来讲，生理构造所内含的世界的开放性必须要通过社会秩序的作用才能转化为相对的世界封闭性world-closeness。这样以来，问题就被推向了另一个层次。人们会问，那么社会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
50、两个关键概念：现实(reality)与知识(knowledge)。前者是某些现象的属性，这些现象是独立于人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则是一种确定性，它确证某些现象为真且包含一些具体特征。
51、当象征世界成“问题”的时候，具体的世界维护手段就是必要的。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由人类活动在历史中制造出来的建构物，没有任何社会是完全理所当然的，象征世界更不会是这样。每一个象征世界天生都是有问题的。
52、社会同时以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形式存在，要对社会进行充分的理论理解，就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组成的持续辩证过程，我们就能较为恰当地把握它的主客观两面性。社会和它的每个子部分都同时包含这三个步骤。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来说，他在社会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同时把社会世界作为客观现实予以内化。换句话说，生活在社会中就参与了它的辩证法。
53、上述技术目的都是加强社会化过程的情感注入。通常来说，它包括一种精心的启蒙过程的制度化。此过程是一个见习期，在此期间，个人逐渐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正在被内化的现实。次级社会化需要情感注入，以使人们在新现实中的沉浸和对新现实的承诺至少达到制度所定义的程度。个人和社会化人员之间的关系相应地被赋予重要性。让社会人员成为被社会化的个体的“重要他人”。于是个人就会全面地忠于新的现实，他“献身”于音乐、革命、信仰。这些事物不再只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主观意义上的全部生活。到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时候，这种社会化就发展到了它的终极形态。
54、对维护世界的概念装置来说，有两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应用方式，即治疗和虚无。
55、(3)黄旦.由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J).新闻大学,2008(02):46-48+
56、当维护世界正当化的全职人员出现时，某些社会冲突也就出现了。在对立的现实定义相互竞争之时，必然存在着一个社会结构的根基。于是，定义现实的理论之争就这样被对立的社会利益所决定了。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实用的优势，并不是看它的内在品质，而是看它对作为其承载者的社会利益群体有什么样的适用性。
57、初级社会化形成于幼儿时期，是孩子对世界的初步认知。在此过程中，孩童通过“概化他人”，从而认同社会。当概化他人在意识中结晶后，在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对称关系。所谓“概化他人”，就是指孩童通过观察和感知对他们来说较为重要的人对事物的态度和反应，从而将这种角色和态度抽象，形成一种基础认知。比如孩子打碎了碗，父母表现出了生气的态度，孩子就会形成认知：打碎碗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概化他人”的表现。在初级社会化中，个人的首属世界建立起来了。首属世界是坚固的，也深刻影响着次级社会化过程。次级社会化是对制度世界的内化，由劳动分工和相应的知识的社会分配决定。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并不总是和谐的，其实恰恰经常存在着矛盾，需要个人不断调和。因此作者说：“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存在于人的条件之中，并在每一个人类个体那里重新彰显自身。从外部看，这是个体动物与社会世界之间的辩证法，从内部看，它是个体的生物基质与社会所制造的认同之间的辩证法。”
58、制度世界的传递需要合法化。这是因为，社会世界的现实对新一代来说只是一个传统而非其生命中的记忆。制度的最初意义是他们的记忆所不能得的。因此，制度世界需要合法化(legitimation)，即一种“解释”和证明“制度何以如此”的方式。作者称之为一个“次级秩序”(second-order)的意义客观化过程。作者分析了合法化的大厦是如何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并将语言作为其主要工具。首先，我们知道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符号体系，能够将将共享的体验客观化，使它们能够为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理解，并进而成为集体知识储存的基础和工具。而且，语言能够为将新的体验进行客观化提供方法，使它们整合进入已经存在的知识库中。语言成为大量集体沉积的一个储存，它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整体，无需重新建构其最初形成的过程。由于沉积的实际起源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传统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相当不同的起源，而不会危及已经客观化的起源。换句话说，合法化可以随时出现，赋予集体沉积的体验新的意义。例如，将“屠杀一头公牛”逐渐合法化为神圣人物的一种事迹，那么之后任何重复这样一种行为的人都是在对神话人物进行模仿。
59、在日常生活现实中，人的表现性可以被客体化，这些表现通过人类活动的产品展现自己(枕边匕首表现愤怒的例子)。日常生活现实中随处可见客体化，语言就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它源于日常生活，又紧扣日常生活。主要指向我在意识完全清醒时所体验到的现实。这种现实被使用动机所主导并有，并且我想当然得和他人共享，其他生活现实必须经由语言才能扎根于日常生活现实。语言搭建起意义的语义场，并建立起分类图式，比如阴阳、数字区分物体，语言建立了不同形式，用来区分关于行动的陈述与关于状态的陈述，诸如此类。在这个语义场中，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都可以被客观化，并被保存和积累——知识社会库就形成了。比如大家约定俗成而标准化了的一种理解，有着事情本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可以被用来安排我所知道的各种事情。比如天气好天气坏，我应该做什么？眼睛里进沙子该做什么？过敏季节我又该做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亲戚同事和可见的公共职能部门所组成的世界中。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关事情的情况整合为社会知识库中的一个类型。
60、《现实的社会建构》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是社会建构论的扛鼎之作。
61、在应对环境所施加的压力时，人类有机体表现出极强的可塑性。人的成长方式与人类文化一样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种来自稳定的生物学基质、能够决定社会文化变异的人性。人要被具体地塑造为什么样子，是由社会文化构造所决定的，而后者的诸多变异，都在此过程中得以体现。可以说，人建构了自己的本性，人创造了自身。
62、(4)抽奖采用抽奖小程序进行，确保完全公正透明。
63、物化的过程将人类现象当作事物进行理解，将人类活动的产品当作非人的物理事实、自然规律，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是被塑造还是在塑造他人？
64、对于正当化的不同层次，我们能做一些分析性的区分。当人类经验的语言客观系统开始被传递的时候，最初的正当化就出现了(第一层次是语言)。举例来说，亲属关系的词汇传播实际上就把亲属结构正当化了。这些语汇内嵌着最基础的正当化“解释”。一个儿童在了解到另一个儿童是自己的大表哥时也要学习与“大表哥”这个称呼相关的行为。而大表哥一词所携带的正当化信息就把那些行为迅速且内在地正当化了。这种回答显然是位于前理论层次，这一层次为所有的后续理论提供了可依赖的基础性的自明知识。
65、(4)张斌.新闻生产与社会建构——论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的建构论取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1):23-
66、对个体来说，初级社会化自然是最重要的，而次级社会化则需要模仿初级社会化的基本结构。一切个体都出生在某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在这里他遇到了负责自己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他人。这些重要他人是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们对他的境况做出了一种定义，此定义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客观现实。重要他人将世界中转给他，并在中转过程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修改。
67、作者分析后得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其“理念因素/真实因素”的概念，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上层/下层结构”的翻版，换句话说，在舍勒看来，社会决定的是存在，而不是理念的性质。他对相对主义的处理方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本体论的城堡。
68、生产关系与生存力——经济方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
69、交谈工具必须具备持续性和一致性，否则就意味着对主观现实的威胁。
70、语言为客观化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逻辑。正当性的大厦建立在语言之上，以语言为主要媒介。加在制度秩序之上的逻辑是社会可用知识库的一部分。一个经过良好社会化的人“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对于正常现象还是异常现象，他都会在这些“知识”内部来寻找解释。
71、共同的知识库中储存着角色扮演的某些标准。这些标准对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适用。人们了解角色X的行为标准，这一事实本身也为人们所了解。由此，角色X的任何一个假想扮演者都会负责地遵循这些标准。作为制度传统的一部分，这些标准被教给人们。它们是判断所有的扮演者是否合格的依据，并因此发挥着控制作用。
72、按照前面所说的论证逻辑，本书的写作便难免重复，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现象：在第一章，我们以现象学的“加括号”的方法探讨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二章又出现了，这时它们的现象学括号被移除，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经验起源(empiricalgenesis)；在第三章，我们转而在主观意识层面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在不影响本书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我们已设法让它尽量易读。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重复，还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73、 三是要建立信用记录归集制度，有效消除信用信息“壁垒”和“孤岛”现象。信用信息公开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国际惯例。需要打破目前各系统和部门信用信息的分割、分散、封闭格局，建议组建全国性的信用信息征集机构，专门负责征集、保存社会成员和组织的信用信息。明确规定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相关政府部门所辖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发挥银行、保险、社区等社会组织机构的作用，及时提供所辖成员真实的信用记录。我国在征信平台的建设上，应该尽快实现四大系统信息平台的对接与整合，即金融系统的个人和企业信贷的信用信息平台，工商管理的个人和企业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平台，公安系统的个人与企业的法律惩罚信用信息平台，保险、电信、水电、房租等系统的缴费信用信息平台。运用信用记录和评价，不断削弱不良信用记录者的社会化生存资格而遏制欺诈失信行为的发生。
74、在伯格和卢克曼之前，知识社会学家的研究旨趣集中在“思想”的领域，或者说是“理论思维的领域”，而忽略了所有应该被当作“知识”的事物。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对这种“只关注思想史”的做法进行了修正。在他们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是“现实的社会建构”，即“知识”是如何被建构为“现实”的，这里的现实应该包含一切“日常生活现实”，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和理论，而是常识性的、指导人们日常行为的“知识”。这个大胆的“改造”，让知识社会学从社会学理论的边缘移至中心，真正和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展开了对话：涂尔干认为社会具有客观的事实性，韦伯则坚持社会是行动的主观意义群。而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主观意义何以构成客观现实，这正是知识社会学的任务。
75、只有在人生出现意外时，才会出现失败的社会化。一名儿童的初级社会化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损害，一种是被社会污名化了的某些身体缺陷，二是基于社会定义的污名。坡子和私生子是这两种例子的代表。这些都属于个体的不幸，它们没有为反认同和反现实的制度化提供基础。他被所处社会的客观现实囚禁了，尽管从他的主观角度看，这一现实是陌生的、被剪裁过的。这样的个体就无法被成功地社会化。原因就是，在他的社会定义的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对称。
76、虽然社会知识库将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种整体来共现，并依熟悉程度和距离远近来划分现实，但日常生活世界在总体上仍是不透明的。即日常生活现实总是以一种清澈的方式呈现自己，在其背后确是一片黑暗。当现实的某些区域被点亮时，其他区域也就被遮蔽了。总会有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背后”。
77、认同这一现象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法中产生，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认同类型又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产物，是客观社会现实中相对稳定的元素。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各种形式的、关于认同的理论一体。关于认同的理论总是会被嵌入一个对于现实的更普遍的解释；它们被“内置”到象征世界及其理论正当化之中，并随后者的特性发生变化。
78、对于这问题最笼统的回答是：社会秩序是人类的产品，是一种持续生成的人类产品。人类在持续的外化过程中将其制造出来。社会秩序并不是由人的生物性给定的，也不是从任何生物代码的经验展现中推导出来的。社会秩序并不属于“事物的本性”(natutreofthings)，它也不能由“自然规律”(lawsofnature)推导出来。
79、这就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分配。社会的知识库由普遍知识与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两部分组成，即便是极其简单的社会情境也遵循这种分配方式。(制度--角色---知识)
80、知识社会学必须关注社会中所有被当作“知识”的事物。理论思维、思想、世界观在社会中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它们只是“知识”的一部分。知识社会学必须把人们在非理论和前理论的日常生活中所“知”的“现实”(也就是知识)作为首要关注点。我们为知识社会学下了一个范围更宽广的定义，大大扩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
81、一个人可能会想象一个和谐的、自我封闭的、完美运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象征性共同体透过其客观存在的事实性而自我维持其合法化。但是这样的社会并不存在，因此，因为制度化中存在不可避免的张力，而且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地通过人类活动构建的，没有一个社会会被其所有成员视作理当如此，同样，也没有哪个符号/象征意义共同体会被视作理当如此。象征性共同体不仅需要被概念机构合法化，还要得到概念机构的修正，以抵御社会内部的异端群体。
82、(PeterL.Berger，1929-2017)
83、该书不仅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从少数人关心的科学和理论知识，拓展到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指导行动的知识，而且以清澈、迷人的笔触，揭示了作为“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社会，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又具有怎样的特性。
84、作者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其范本是面对面的情境，其他经验类型都是其衍生物。随着逐渐远离面对面的情境，匿名性增加。所有的不同社会互动类型的总合，以及通过这些类型建立的互动模式的总合，构成了社会结构。因此，社会结构就是日常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换句话说，我们在不同的社会互动中参与了宏观社会结构的构建。
85、接下来，我们可以关注彼得·伯格关于制度化方面的阐述。
86、所有人类活动都可能被惯例化(Habitualization)。任何一种行动在被不断重复后都会被铸成一种模式，人们可以不费力的进行复制。惯例活动的意义被嵌入了他的日常库存知识，惯例化带来的好处是它能在心理层面缩小人们的选择范围。从理论上讲，用木头造独木舟有上百种方法，但是惯例化将其减少为一种，这便将人们从“那么多决策”(allthosedecisions)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为人们无导向的本能结构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宽慰。(弥补了人们生物机能的缺陷，使人们活动变得导向化和专门化，从而缓解了由无导向内驱力的不断积累所带来的紧张，即不必对每一个情境一步步重新定义，大量情境可以根据预先定义被归类)
87、 当前，我国应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创设不敢失信、不能失信的社会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遏制失信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