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弊端
1、如此，当这些学派遇到完全为君主谋取利益的法家的时候，自然会显得逊色许多。法家主张为君主谋取利益，并且只会为君主谋取利益，这首先很对君主的胃口，其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大部分权利也确实是掌握在诸侯国君手中的，很多的政策方针也都是需要通过君主来实现，所以，能够获得君主支持的法家自然比其他的学派推行起来更加顺畅，自然也就会更加成功。
2、“法治”在三晋法家的理解中，是一种工具价值，是君主进行统治的手段。“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法家极力反对儒家倡导的“贤人”政治(即，向往在贤人的带领下，使整个社会生活纳入到“礼”的规范中，是众所周知的“人治”)。法家认为，实行“礼治”的结果是：“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公民少而私人众矣。”这一后果，是与强调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法家主张背道而驰的。法家是主张法治的，认为君主并不需要必须是儒家所指的具有高尚品德的“贤人”，运用法治“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出现“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局面，使人臣“不务德而务法”，“上法而不上贤”。但是，这个法治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即，“法生于君”进行的。法家主张的“依法治国”，主体是君主，对象是臣民，“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是为了使“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韩非强调了法的普适性，即法成为社会生活中判断是非曲直的惟一标准，这与商鞅“一断于法”的思想是一致的。“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法家思想的弊端)。
3、 先秦法家思想不失为古代中国社会一种精深的法治理论，其中确有许多闪光的法治建设理念和社会管理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然而，其君主本位的政治立场规定了其理论的性质。我们在肯定其积极理念时切不可惑于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表层的法则，一定要看到和清除蕴含于其中的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立场、价值体系及其某些施法手段。我们在分析认识诸多思想理念时应该特别注重对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4、那么，秦国建国的统治模式恰恰就是采取了韩非子这样的人性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秦始皇建国之初讨论过到底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
5、为什么，法家最为成功呢？因为当时的任何政治主张，其实都只能通过君主来现，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儒、墨、道这几个学派的观点，不能够在当时顺畅地推行的原因。
6、他们要是受到攻击，马上抱团起来，比如去年的圆圆那丑东西，看看多少文化名人转发它的微博支持它？多少粉丝为它助威。
7、根据商鞅的政治逻辑，统治者只有信奉重刑主义，坚持轻罪重罚，天下自可大治。轻罪重罚，百姓就不敢犯轻罪，既然不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敢犯了。最终，刑罚就可弃之不用。商鞅司法思想反对“赦宥”。基于“刑重而必得”的立场，商鞅不但强调重刑，还强调“必得”即犯罪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商鞅明确反对赦宥，认为赦宥会破坏法制。他说：“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不搞赦宥，则犯罪者不会滋生侥幸心理，因而也就不敢以身试法。
8、孙立群教授的讲座蕴含深意又通俗易懂，赢得了现场听众的高度好评。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到的法家思想精华运用于指导自身的言行，在实践中不断领悟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促进自身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
9、在实践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其中关于富国强兵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的“农战”理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认为，奖励耕战，重视发展农战，民心务农，守战皆成，国富则兵强，兵强则王业可兴。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推行农战的富国强兵政策，使秦国很快富足起来。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使得人民富裕，“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人民富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富强才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才能支撑起庞大的军费开支，从而达到强兵的目的。
10、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总是讲百家争鸣，其实提出统治模式的思想的思想流派只有四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其余的百家思想并不是告诉统治者怎样来统治老百姓的，像兵家、纵横家是搞军事搞外交的，轻重家是搞经济的，农家是搞农业生产的，阴阳家是搞五行太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11、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簪花路国税局旁顶好大厦二楼A211号
12、韩非更明确指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好利恶害是人的自然本性。例如，在雇工与主人之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即使是“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君臣之间也不例外。(法家思想的弊端)。
13、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14、综上所述，从社会整体的意义上对法家思想进行历史的研究，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第三阶段创新工作，这是法家研究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外在形势所需要的。当然，这项工作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以上我只是在三个点上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5、其后，有“天下大水”便有“鲧禹决渎”，有“桀、纣暴乱”便有“汤、武征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会有“圣人”出现，化险为夷，人类社会的历史就被韩非认定成了一部“有圣人作”的历史。所以要治理当今乱世，像儒家学者提倡的那样“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民”，“皆守株之类也”。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新圣”身上。这就为韩非提出的君主专制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16、李斯到咸阳闯荡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在规划好咸阳的仕途计划后，突遇秦庄襄王嬴异人一命呜呼，秦国朝局动荡不安，将李斯的计划全盘打乱。在而后成为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后被人打压，郁郁不得志。李斯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沉淀自己的同时，找机会崭露头角。让吕不韦认识了这个有才气、傲气、勇气的年轻人。并为李斯而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公元前213年，强大秦军大败匈奴，秦始皇在咸阳宫宴请百官，以示庆祝。一臣周青臣大发感概：原来秦国面积很小，陛下雄才伟略，才天下归万众臣服。陛下不但打天下，更善于治天下，最为英明的就是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了。众臣附和之际，一直主张效法古代实行分封制的博士淳于越豁地反对：齐国原来田常叛乱，就是靠分封各地的功臣弟子和宗室平定的，商周二代传承千年之久也是靠各国诸侯辅佐的结果。不按古制治国，是不可能长久的。淳的话大煞风景，欢腾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秦始皇心中非常不快，看一眼李斯，对群臣说：那好，再议一议，议定后，不许再有人说三道四了。
1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法家确实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成功的，因为，他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知道在那个社会环境当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只能够通过君主来实现，所以，就要通过为君主谋取利益，通过君主的集权来接受天下的战争，来创造一个大一统的社会。
19、通说认为：法家的变法改革是以历史进化论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而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三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论著，发现在《韩非子》中，能体现韩非历史观的论述，韩非强调的是一个“变”，而能明确地表现出历史进化的内容很少。
20、雍正同学深知官员之无耻，于是由中央统一定标准，“火耗”统一交国库，国家再根据不同级别的官员发放养廉银，以此规范管理，压缩腐败空间，减轻人民负担。
21、影响：韩非子思想成为秦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但严刑峻法也导致了秦朝的覆亡。
22、韩非子的理解，构建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是组织得以良性发展和壮大的根本保证。而且，组织规模越大，制度就越管用。
23、法家喜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问题。两千年来，对法家思想的研究多取否定的态度，这主要与研究者喜欢从个体角度看问题有关。按照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则，如果没有第三阶段否定之否定跟上，那么，法家思想的研究就很难说是合乎理性的。于是，就有一个社会整体视角回归的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觉得这是法家研究往何处去在当下的一个合理选择，它符合认识的逻辑，也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
24、那么，以这种方式维持均势就会有太平吗？我作为中国普通公众的一员，在认识这样的问题上知识是有欠缺的。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巨型文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再加上独特的地理条件，历史上除了几百年一遇的周期性改朝换代，承平时期，外敌概念若有若无。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国家管理职业化程度较高，官民有着明晰的分野，普通群众忙于个人生计，对国家事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较为淡漠。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对国与国、族群与族群、文明与文明的生存竞争很是陌生和迟钝。有人听到“境外敌对势力”这种表达式，居然怀疑它的真实性，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当今世界，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疫病肆虐、霸权横行，文明竞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拥有14亿人口，五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要想生存下去，怎么办？思来想去，富国强兵是必不可少的基本选项！
25、(1)以君权至上为原则，无法做到统筹考虑君主、大臣、民众各方利益，很难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26、说到中华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大部分朋友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各自都拿出了治理家国天下的最佳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法家最终胜出。其它各家在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很难实现治世的目的。法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呢？因为它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27、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虽然前路经历了很多坎坷，最后的李斯也没有得到所谓的“善终”。但是他对政治格局的看法，对法家思想的发扬，对当时的秦帝国和此后两千多年的法律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李斯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之作为秦帝国的“千古一相”都值得令人啧啧称奇。
28、而法家则主张制度，主张跳脱人的主观理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客观的规则和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制定完备的国家发展体系。这些学派的观念都有道理，同时也都有缺陷，彼此之间也是争论不断。
29、比如说留下千古骂名的雍正皇帝，为了巩固政权，对骨肉相残、对亲信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倾向于认为雍正的皇位是做手脚篡夺来的)，这些肯定是阴暗残忍暴虐的。不过，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帝，有几个没干过这种下三滥勾当？贞观之治的伟大君主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开元盛世的半截英主唐玄宗李隆基，发动两次政变，分别干掉自己的婶婶、堂姐妹、亲姑姑。
30、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他说人性恶，人性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自己的父母妻儿都不能相信。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自己。尤其是君王，更加不能相信任何人。最希望君王死的就是太子和王后，因为只有君王死了，太子和王后的地位才稳固。君王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能相信，那么老百姓就更不值得信任了，都是一群刁民。这就是法家思想里的刁民论。
31、在《韩非子》的论述中，经常有“圣人”、“圣王”、“愚民”、“细民”之类的提法和议论，其英雄史观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在《五蠹》篇中，韩非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于是“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是“圣人”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使得种族得以延续，文明得以发展。
32、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
33、“法”是“术”的标准，“术”是“法”的手段，“势”是“法”、“术”的前提。没有“术”来维护君主的权势，不仅君主的威势得不到保障，而且法治也无从推行；反之，脱离了“法”的基本要求，一味地滥用“术”，就会导致君主失“势”，“法”也无从实现。真正做到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就可以既实现君主专制的目的，又使法家的“法治”主张得以实现。
34、“火耗归公”限制了了官僚的腐败空间。老百姓交税都是零碎银两，这些零碎银两交到官府后要融化为银锭。融化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是为“火耗”。各级官僚于是就自定“火耗”标准，比如，本来应当交1两的，官员根据自己的喜好(也就是贪婪程度)，可以规定交1两1钱，也可以规定交1两2钱、1两3钱、1两4钱……没有最贪婪，只有更贪婪！
35、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法家的概括，“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那样，法家非常强调“势”。韩非把“势”比作老虎的爪牙，“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老虎如果没有“势”还不如一条狗。“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可见势的重要性。商鞅同样认为君主的“势”具有重要的作用。“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托其势者，虽远必至……故目之所见，托日之势也。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故先王贵势”。“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君主有了“势”就能“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
36、所以，人性理论就算是认为人性恶，也可以用来限制老百姓的罪恶，中国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防民之术冠于全球，就是建立在不信任老百姓的基础上，认为老百姓都是刁民，然后不断地总结新招，狠招，来统治管理老百姓。
37、对于这个问题，诸子百家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儒家他们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到周王朝的统治状态之下，明确阶级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孔子认为，哪怕不能够恢复到西周的状态当中，那么，退而求其次，东周也是可以的；但至少要保证阶级的存在，要保证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不能够违反西周分封制度之下的各类政策。
38、(2)法家思想以君权至上为原则，以人治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每次改革的责任，就被沉重地压在主导改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身上。成也某人，败也某人。
39、不过，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也确实太过于严厉，有些地方不懂得变通，也没有考虑到人所处社会当中的特殊情况，毕竟人不是机器，有些时候，不能完全地以冰冷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也需要考虑到实际的状况。
40、 法家极力推崇法治的一个目的，是想把社会治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避免人治的随意性。韩非曾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然而，由于法对势的依赖，以及势对法的最终决定，这样的法治终究还是滑入了难合初衷的人治轨道。西汉时的杜周曾任廷尉，专司守法职任，他在回答人们对执法随意性的非难时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在法家的视域中，法律本质上都是当朝执政者制定出来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当然是执政者可以据时修改变更的东西。遵循法家的法治理念，尽管社会治理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法制色彩，亿万臣民在一定层面上也似乎可以一轨于法，但这根本上都只是权势君主人治的另一表现形式而已。
41、即使是现在，一些有名的文人、公知，说话都是从肚子里过，放的屁都有人捧臭脚，你说怎么办呢？
42、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算计的关系。下大致吉安为了得到父母更多的爱而算计，夫妻之间也会互相算计。国家与国家之间、君臣之间，都是赤裸裸的算计关系。所以，法家认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要学会算计，以更高的阴谋诡计去算计阴谋诡计。
43、整个三晋法家的思想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变化是永恒的，因此，在战争频繁的时代里，必须要“事异则备变”，采用“以法治国”的方略，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才能在诸侯兼并战争中生存。而要“以法治国”，就要看到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运用“严刑重罚”使君主得以专制。君主专制就可以集中一切资源，使一切资源为君主所用，从而实现“国富兵强”。可见，在务实的三晋法家的理论中，“富国强兵”成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44、但是像商鞅、韩非子对人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他们却忘了建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商鞅和韩非子并不算是思想家。思想家不是说对人性有一定了解就算是思想家，我们每个人都对人性有一定的了解，当然很多人了解得不系统，但对人性的知识点也很多啊，能算是思想家吗？不能。思想家一定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失去了最初的目的，走上了绝对实用主义的道路，就不算是思想家了。我们姑且称他们是所谓的思想家吧。
45、再比如，在春秋时期管仲的统治之下，那个时代的人民，是没有迁徙和改变自己职业的自由的，他们只能够听从官府的号令，让他们住在哪里，就只能住在哪里，让他们去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不能私自改变。
46、那么，为什么，法家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又是问题最大的呢？因为，在法家的规划方针里，只有君主而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包括没有法家自己。在他们设置的政治方案中，只保护了君主的权益，只集中了君主的权利，却没有保证人民的利益，甚至连保证自己的环节都没有。
47、当然法家思想风头无两就容易出现其极大弊端：酷刑峻法、逼迫过度，导致混乱，社会造反。最典型的就是秦朝的焚书坑儒。
48、第法家的历史观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道家、墨家和儒家的历史观都是朝前看，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上古时代，什么三皇五帝、尧舜禹才是大圣人，人们要想得到美好的生活，就要回到过去。而法家认为，历史是发展进步的，国家治理的政策必须要按照时代的发展来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
49、不过，法家的片面甚至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与现代法治思想可以说格格不入。
50、首先，这四个流派有一定的相同点。那就是都或多或少地对人性有一定的论述，尤其是儒家和法家，对人性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繁杂的。制度建设或者说统治模式的建设，是要基于对人性的理解上的。
51、(1)法治的目标：富国强兵。“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遵守法律、以法治国成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同时法治还能保障国家在诸侯兼并的乱世中胜出。“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52、上文中我们提到，法家所谓的法治是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进行，服务于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战国是‘海内争于战功’、国与国之间竞争空前剧烈的时代。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竭尽全力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高度集中一切战争资源，使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这样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便与君主专制契合无间地紧密结合起来”。为了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必须使一切资源都统一到君主手中。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君主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在诸侯征战，以力者强，这样的背景下，推行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理论，是必然的选择。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君主专制呢？法家对此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即，“法”“势”“术”相结合，从而实现绝对的君主专制。
53、如何看待法家思想？我觉得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东周列国礼崩乐坏时代)，出现的一种适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这么一种思想。虽然这套体系里面有很多暗黑的统治术，一段时期内毒害了中华文化健康的肌体。但是法家思想最终还是融入了，汇集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说，发展出来的两汉经学体系，为后世所沿用。
5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900号番山超能创业园1号楼夹403号
55、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B座603号
56、我没有提中间阶层，是因为今天我只是要做一种关系的说明，不是具体史实的考证，关于古代中国法家思想的社会结构根源，上述文字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是具体史实的研究，千万不要忘记还可以划分出中间阶层并加以讨论。
57、因为，法家的法是目中无人的，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就是法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58、有四个字来形容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模式，我认为是非常准确的，这四个字就是“外儒内法”。
59、其宣扬阴谋权术。法家不仅为皇帝对付大臣运用权术献策，而且，就大臣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耍权、弄权、揽权也出了不少主意。在《韩子·八奸》中，居然把“同床”(即君主妻妾)也视为八奸之一！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更甭说建立诚信社会了。
60、我们知道，伪古文《尚书·泰誓》中列了一些殷纣王的罪名，像“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等，《史记》引述的《泰誓》与《牧誓》相近，两者都没有这些内容。这些超出《牧誓》和《史记》所引《泰誓》的内容显然是后世编造的。春秋后期，子贡说过：殷纣王的罪过没有那么严重吧？君子最怕沦落到卑下之处，一旦身在那个处境，什么脏水都会泼到你身上，洗都洗不净啊！这说明在当时殷纣王已经被道德化或妖魔化。这种情况经战国到两汉基本定型。从那以后，符号化了的殷纣王，就成为人民群众对暴君宣泄仇恨的对象，也成为贤明的统治者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在这种情况下，殷纣王到底犯没犯过伪古文《泰誓》所说的上述罪恶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有了对暴政表达憎恶的文化。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理性昌明的时代，替殷纣王翻案，仍然无法实现。
61、墨家更是如此，墨家本身就是一个草根学派，墨子更是完全站在平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所以，他的观点更是倾向于君主该为百姓做什么，而并非是集中君主的权力，为君主谋取利益，自然而然的就很难得到君主的支持，可是一旦得不到君主的支持，他的主张想要推行自然就是难上加难。
62、但是，我们通过后续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在这些学派当中，最终是法家脱颖而出；在战国初期，魏国就通过法家的变法(李悝变法)，成功地成为了那个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秦国也是利用法家观念完成了商鞅变法，逐步走向了统一的道路。
63、张居正的悲剧在于，他肯定是大明王朝的功臣，但他当政期间的高调张扬，回顾张居正的一生，可以看到，他确实玩弄权术，确实任用私人、拉帮结派，确实穷奢极侈、生活腐化，确实专制独裁、打压异己……这些做法，不仅是让政敌和一般的大臣不满，更严重的是触犯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大忌，侵犯了皇权。他在世的时候，万历皇帝难以发威，一旦去世，后果就一定难看。
64、因此，最后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他们其实都是死在自己的政策方针之下的，尤其是商鞅，自己在秦国订立的法律法规，最终成为了给他定罪的标杆。所以，法家的法，其实是王法，也就是只维护君主统治的法，正因如此，在商鞅被诬陷谋反的时候，他并没有辩护权，只要君主或者当时的领导阶层认定了他谋反的事实，那么，就要以谋反的罪名来论处，他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反驳君主的机会。
65、所以，按照道家的观念就是对当时天下的一种大的改革，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做到彻底改革呢？还是将国家改革成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
66、其强国弱民。主张无限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甚至主张不可使民富足。对于君王，则应极力“畜王资，……超五帝，侔三王。”其追求的目标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与现代社会中提倡的“共同富裕”、“民富国强”等相距甚远。
67、可是，有哪一个人愿意禁锢自己的行为，禁锢自己说话的权利，甚至禁锢自己思想的权利呢？所以，法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它并不像儒墨道这几家，他们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过分的理想化，但是却并不会激起人民群众的誓死反抗，也没有侵犯到任何一个阶层人的根本利益。
68、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一路160号三楼
69、法家提出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是非常有启发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该有效地运用激励手段，用利益或惩罚来勉励员工努力工作;法家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是要管理者不要墨守陈规，锐意变革，才能获得发展，而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流行的创新、变革正体现了法家思想的运用。
70、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也不能保证一定客观，也是我一家之言，不知道是否对诸位看官的口味，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全当是一次思想的碰撞，观点的交流，小编感激不尽！
71、从阶级构成上看，最高统治者本属于社会上层，他们与其他社会上层应该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不过，最高统治者掌握着整个社会包括上层和下层在内的全体的统治权，这又决定了他们与上层中的其他人是不同的。这时的最高统治者心里想的是什么？过去我们认为他们想的是如何保护他们所出身的上层阶级的利益。现在看来，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是不全面的。其实，除了与其他上层成员联合起来统治剥削下层人民，他们还想着要限制其他上层人士的势力，防止他们与自己争夺最高权力。对于下层人民，除了要压迫、剥削他们，还会想到要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一方面免得因为生计困顿铤而走险，反抗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们有能力向国家提供足够的赋税徭役。如此看来，最高统治者与社会就形成了既对立又亲和的复杂关系。对于上层，一方面要联合他们共同对付下层人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对王权的觊觎和挑战，防止他们与自己争夺下层人民；对于下层，一方面要防止他们反叛，另一方面，又要联合他们共同反对其他上层人士的为富不仁和桀骜不驯。其他上层人士和下层人民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他们都是社会，都与公权力对立，如果公权力无道，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乃至推翻公权力；另一方面，两者之间还有着经济上剥削被剥削、社会上歧视受歧视的矛盾关系。公权力内部也有结构性矛盾。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还有大批服务于公共机构的官僚，他们或者出身社会上层，或者出身社会下层，他们与自己出身的阶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方面会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滥用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压榨社会以获得利益，甚至剥削他们出身的那个阶层。至于与君主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的权力来自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的某些个人利益又必然会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再者，他们虽然也靠剥削社会而生存，因而与社会有着尖锐的矛盾，但他们与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还有着千丝万缕的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代表公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只能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了。他们很清楚，只要让政治的运行保持基本的稳定，最广大的社会下层就是自己的社会基础。因此，维护长治久安的最有效办法，一是加强公权力，褒扬它的公共性；二是严格约束官员，尤其要限制出身尊贵的大臣的野心和权力，不允许他们染指立法权，防止所有官员借行政和司法之机以权谋私；三是大力保护下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秩序，维护自己的统治根基。这些不就是法家批评“尊贵之臣”的飞扬跋扈，替“卑贱”小民鸣不平的社会根源吗？不就是他们倡导法、术、势的社会根源吗！
72、但与此同时，法家也确实是问题最大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组成社会的根本成员——人的主观意识形态，只是强制性地将所有的人，约束在了同一个框架之下，利用他们来为君主和国家谋取利益，但却忽略了对于人本身自我利益的保护，如此一来，必定会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到压迫，而有压迫自然会有反抗。
73、法家呢，他们的思想本身就不为世俗所容，老百姓都非常不喜欢他们，文人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群起而攻之，
74、文艺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讨论人的价值。为什么叫文艺复兴呢？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思想家在讨论这些问题，就在追求人的价值，思考人性的问题，所以叫文艺复兴。西方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期的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思想大师也在讨论人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认可，就没有后来的思想启蒙，更没有现代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系统。
75、《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重点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系统研读《韩非子》可以强化组织的统御与控制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76、首先，我们要知道，法家与儒家、墨家、道家三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墨、道三家都是为天下臣民而谋算的学派，如同我们上述说的那样，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而治，这些都多少的有站在平民百姓利益的立场上提出观点的迹象。
77、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凤凰大道二号中惠璧珑湾十二栋10楼1010--1017房
78、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环球中心N2栋9层911号
79、秦朝为什么能大一统，却又二世而亡？中国历史上“久合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不像欧洲那样变成多个城邦小国？背后的推手是法家思想的入世。中国分合合分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法家思想盛衰史的演绎。法家思想影响了我国几千年至今，而且还会继续。
80、公元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首先，在法律上建立相互告发且同罪连坐的制度。商鞅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得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现象。
81、 在众多学派和政治势力竞相媚世、争取人心唯恐不及的社会背景下，韩非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以君主需要为基准的一系列价值标准。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又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这从根本上将邦国视作载君行驶、供君享用的私人器物，国家机器被看作君主伸张个人意志的工具；在韩非看来，君主取用于国，就像取用于自己的物资库一样，而国家的车辆驶向哪里，则全由君主的意志来决定。在百家争鸣、儒墨为显的时代，这种理论应该是振聋发聩的，也是足以令专制君主喜而受用的。针对儒家重义轻利、谏言忠君、仁者爱人等许多道德伦理观念，韩非提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看待国家政治生活，那辞爵择主、逞性强谏、施惠于民、避世弃君，自然成了法所不允的罪过，不能给予道德上的褒扬。韩非在特定的立场上重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迥异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他的理论从君主本位出发，一以贯之，无所掩饰，是冷峻而彻底的。
82、更何况，法家变法，打击的就是文人，法家把读书人称之为害虫，嗯很有道理。韩非 作《五蠧》篇，指斥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公役的人)、商工之民为危害国家的五种蠧民。蠧，蛀虫。
83、据史书介绍，商鞅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钻研刑名之学，起初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人中庶子。在魏相公临终之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但是没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
84、到了韩非的时候，则更加的苛刻。韩非甚至认为，人民群众不应该有自由的思想言论，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就是说，要管理民众，首先要让他们不准乱行动，其次，让他们不准乱说话，最终的根本目标是让他们不准乱想。
85、总之，“文明发展”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古代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86、首先，法家思想来源于他们对世界、社会和历史的冷静分析。法家认为上古时代民风淳朴，但那不是人的本性，是因为那个时候人少地多，资源丰富，人不需要互相争斗就能养活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资源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争夺资源，从而撕下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自私和暴力。
87、秦朝与法家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88、(4)法治的前提：君主专制。“权制独断于君”。使得“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89、毋庸讳言，法家思想一直以来受到了很多的批判，这些批判大多是站在“个人”或少部分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当然不会对法家有什么好印象。
90、从战国开始，古代中国社会，不过是由这样几个人群构成。首先是国家机关与社会这两大部分。而国家机关则有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和保证权力运行的官僚队伍构成，社会又可分为社会上层、社会下层。
91、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对统治模式提出影响的，只有这么四家。那么，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的根本分歧是什么呢？
92、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zhì)常玩之。
93、还是以张居正为例。为了统一思想，保证政令畅通，张居正不惜开罪全中国的读书人，“毁书院、禁讲学”，关闭64家书院……
94、但是，如果否定的对象不是殷纣王，谴责的罪恶不是上述那些反人类的禽兽行径，而是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主张，而且，这些政策和策略主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那为了少数人的个人恩怨而做道德化、妖魔化的批判，就要慎重了。所以，我认为，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从殷纣王的案子中得到这样的启示：道德化或妖魔化的根据，必须是反人类的罪恶，而不应该是一般的政治和政策、策略问题。中国的法家思想显然是政治思想，就像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样的思想一样，它们的内容，绝大多数不具有反人类的性质，其中许多还对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不应做道德化批判或妖魔化咒骂，而应该采取历史化的态度。不过请放心，在历史化研究中这些思想中的不当和错误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批判和否定。
95、究其本源，就是因为君主希望的是率先获得利益，而不是，在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再从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获取自我利益。
96、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西方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来建立制度，所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中国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来建立制度，所以制度建设上没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真的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