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1、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王夫之的一生虽然是不幸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但是他并没有消沉，没有在痛苦中顾影自怜或怨天尤人。相反，他超越了“小我”的得失，浴心寻思，在理论创建的实践中自觉担当起了华夏文明的薪火传人。
2、王夫之还进一步用对立面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明确肯定：豪强兼并的人家与流离失所的百姓是社会的两级，二者是尖锐对立的。他认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激烈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坏事，也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他意识到对立面的斗争会促成矛盾的转化。
3、1689年(七十一岁)四月，重订《尚书引义》。
4、王夫之认为，既然变化日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应该“推故而别致其新”，正确对待进退相禅、新旧交替、生死更迭的现象。他批判佛道二教“离生死”的思想，实质上是因为怕死才导致轻生，“则其惧之甚，惫之甚，速捐其生理而不恤，亦畏溺者之迫自投于渊也”。他认为没有“推故”便无从“致新”，没有死就没有生，“由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亦”，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事物的死亡正是新事物诞生的条件，因此，哀死是可以理解的，怕死就没有必要了。
5、明朝处于古代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因此新旧观点在这一阶段频繁交锋与融合，逐渐影响当时社会思潮的流向。明代商税之议，议题主要是轻税。商业高度发达是明廷不断增加商税的诱因，而商税的增加又引发了底层商民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境下，才出现诸如丘浚、王夫之等经济思想家，他们的主张也是古代商税思想领域不可多得的思想火花。
6、Keywords:WangFu－zhi;viewofethnicrelations;origin;feature(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7、王夫之要“辟佛老以正人心”。他发展了张载“知太虚即气即无无”的思想，认为气是原始的物质根源，宇宙间除了气以外没有其它的对立物；气构成了自然万物，整个宇宙就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元气是永恒的，由气构成的万物有生死变化，而气本身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8、王夫之批判朱熹的“知先行后”学说。朱熹主张知在先行在后，强调首先要明白了道理，才能去行动，这样行动才会合乎义理的要求。王夫之指出，这种主张是割裂了知行关系，让人们片面追求知，而阻碍了人们的行动，其结果是“困学者于知见之中”，或者把学问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甚至空话连篇、言行不一。(王夫之的主要思想)。
9、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马咀村：“最美庭院”竞出彩美丽乡村焕新颜
10、王夫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很有很久，哲学方面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下唯器而已矣”，反对禁欲主义，对“存天理，灭人欲”提出来异议，还有就是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文学方面很多诗论都有其独特的见解。学术著作上有后人编校的《船山遗书》，哲学方面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等，晚年的王夫之生活贫困，连写著作的纸和笔都考朋友们资助，1692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逝世。
11、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王夫之说的“格物”大致表示感性认识，“致知”大致表示理性认识，借助这两个概念，对二者的区别做了分析。格物，主要通过感官与外界发生联系，理性认识其辅助作用，所以“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致知，主要是运用心官(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判断推理，所以“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
12、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30目；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迭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王夫之进步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倾向。
13、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都有着强烈的华夏“正统”认同，这决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应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心理。对于王夫之，他的祖国就是“大明王朝”；他的家族的兴衰与大明王朝共命运；他的政治前途也与大明王朝息息相关，一旦明政权崩盘，他的仕途也随之中止，沦落为没有“国籍”的“遗民”。
14、“形而上”和“形而下”。朱熹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把“形而上”说成为完全脱离“形而下”的绝对的精神主宰。王夫之批评程朱割裂“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错误观点，否认有脱离“形”而存在的形而上的道或理，“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只能寓于特殊之中，离开特殊的一般，到什么地方也是找不到的。
15、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王夫之已经亲身体会到南明小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明知他忠于的大明王朝腐败不堪，为什么还始终以明朝“遗臣”自居，是否有些“愚忠”？这确实需要说明一下。王夫之忠于故国，不等于忠于无可救药的崇祯皇帝、永历皇帝。在“家天下”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有时很难区分。但是，从明末清初开始，这个问题至少在理论得到了解决。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自觉，就是反对君主专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核心观点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顾炎武更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6、 其经验理性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特征。经验理性特别执著于历史，善于从久远的和刚刚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客观地考察、思考和估量民族关系。所以，王夫之在阐述他的民族关系理论观点时，总是把历朝历代最典型人物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如他在论述“不以信义结夷狄”观点时，就特别考察了梁武帝、侯景、牛僧孺、李德裕、耶律阿保机、司马光、宋徽宗等人的一些言行和事迹;在论述“夷狄相攻，中国之害”观点时，就特别考察了赵充国“以夷攻夷”的一些做法;在论述“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观点时，就特别考察了岳飞和秦桧的一些事迹。这些都是从历史经验来谈论问题，正因如此，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充满了经验理性。
17、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夏九月初一日，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夏历正月初二日，字而农，号姜斋，中年别号姜翁、一壶道人、双髻外史等，晚年隐居湘西蒸左的石船山，又自号船山老农、船山逸老、船山病叟，学者尊其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在野地主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他与同时代的士人一样眷恋科举，所不同的是，他又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须盟”，立志改革社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方以智颇为类似。不过，晚明的农民起义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迷梦。明亡以后，他也曾在衡山组织乡民起兵抗清。失败后，经友人的劝说，投奔南明永历政权，曾任行人司小官，结识了瞿式耜、金堡、蒙正发、方以智等人。在永历小朝廷，因弹劾权奸，险遭残害，后经农民起义军领袖高一功的营救脱险，回到湖南，过了近四年的流亡生活。1652年，李定国率大西农民军反攻，收复衡阳，派人招请王夫之，他“进退萦回”，最终未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由此而展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总结、批判工作。五十岁时，在自己所居的观生堂题写一副对联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由这一副对联，可以理解王夫之思想创作之内在动力，更可以看出他宏伟而深沉的文化理想。
18、历史性开展而形成“天之天”“物之天”“人之天”三个层面交互融合所共同构成的历史性哲学体系。
19、他们的思想强调了“人”的重要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思想道德基础。
20、王夫之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朝的“遗臣”，坚持不剃发，绝不与清廷合作。康熙二十八年(1689)，王夫之已经71岁，衡州知府派人带着钱粮来到他家慰问，但他托病不出。他的妻子告诉他，家里很快就要断粮了，总不能看着小孩饿死吧。王夫之出于礼貌，就把粮食留下了，但把钱退了。我们知道，明末清初有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他们都是明朝的“遗臣”，都很有骨气，都做到了“忠臣不事二主”。但最有骨气的，还是王夫之。黄宗羲晚年，朝廷请他出任明史的编修，他怕遭人非议，但还是想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推荐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去代替。还有一件事，黄宗羲为了自己的孙子黄蜀能够考中秀才，特地向徐乾学写了推荐信，希望他多多关照，也就是“开后门”。这位徐乾学何许人也？他就是顾炎武的外孙，康熙九年进士第三名，做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当时的清朝高官。黄宗羲为了孙子的前途，在写给徐乾学的推荐信中，顾不得自己前朝的身份，直接称呼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圣天子”等等。后人认为黄宗羲的这种做法有点“晚节不保”。而王夫之的所做所为，体现他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21、王夫之站在启蒙民主主义思想家的立场,反对滥刑。他谴责那种“凡为吏者即置刑具”的恶劣现象,不过是“以快其怒,张其威,甚至胁民而取其货耳。”这个尖锐的揭露触及了腐败昏暗的封建司法的实质。在封建的法庭与官场上,普遍流行着的就是刑以钱免,官以贿得,一切是非曲直都屈从于权势、金钱的支配,而劳动者的贫苦处境,无权地位,使他们只能成为贪官酷吏刀砧上的鱼肉。但是,王夫之所反对的只是滥刑、酷刑,而非泛指刑讯。他认为:“律既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讯杖竹蓖,以警欺窳众可尔。”至于夹髁、拶指,只能用以诘盗,施于平民,他以深沉的笔触揭露了滥刑的流毒所至,把滥施刑威的官吏比为残害人民的鸷鸟猛兽,把刑具比为酷吏的爪牙,致使无辜百姓,血染公堂。因此,他大声疾呼禁止淫刑。对于死刑,王夫之认为是“不得已而用也”,目的在于“以止恶,以惩恶”,“以戒其余”。但他反对枭首、磔、轘等极残酷之死刑手段,说“枭之、磔之、轘之,于死者何加焉,徒使罪人之子孙,或有能知仁孝者,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无裨于风化。”
22、可见，人人都抢着解释王船山。为了王船山思想的多元生发，我们说：王船山不仅是湖南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的宝贵财富，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
23、由此出发王夫之对封建法典中某些原则和规定,进行了批评。例如,他反对汉代杀人自告而得减免的法律条款,指出:“夫既已杀人矣,则所杀者之父兄子弟能讼之,所司能捕获之,其恶必露,势不可得而终匿也,而恶用自告为,……自度律许减免而觊觎漏网者,从而减之,则明张其杀人之胆,而恶乃滔天……欲使天下无欺,而成其无忌惮之心,将何以惩?”但他并没有笼统地反对自告减免的原则,而是强调这个原则不适用于重犯,所谓“非可以待凶人。”对于轻犯、过失犯说来,则仍希望借此为他们“开过误自新之路。”又如,他也反对“问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概论”的规定,提出“故出,故入,有受赃,不受赃之别”,不受赃者应该从轻。“其故入,则虽不受赃,自应与受赃者等。”对故出,故入者的制裁,既要考虑到他所造成的后果,“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同时也要分析“枉(法)与不枉”,“于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轻重”,然后,或“分等定罪”,或“但付吏部记过。”
24、但是，王夫之也反对只侧重任人，指出“任人而废法,是治道之蠹也”。法既然是国家活动的准则,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漠视法律的作用而怠于执法,将会出现“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积业,徇虚名,逞私意”的种种外病。因此,他强调任法与任人在实践中的结合,即:“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法既严明而又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反之,法虽宽缓而任鸷击之吏,“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足罹不可活”。由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证明了“严之于法而无可移,则民知怀刑；宽之以其人而不相尚以杀,则民无滥死”的基本事实,因此,王夫之多次肯定了曹操“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的为政之道。
25、 (关键词)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来源;特点
26、王夫之可以说是著名的思想教育家，他有一整套他自己的教育理念。这个人可以说天资聪明，是少年天才，自小刻苦学习，四岁启蒙，七岁读完“十三经”，据说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把衡州素有的藏书全部读遍。这位他今后的学问打下深厚的基础。王夫之可以说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的《春秋》，春秋学的是春秋大义，也就是民族大义对其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他有句话非常有名，叫知而不行，犹无知也。意思就是说你光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如果不出去实践，那么你的学问等于白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唯一形式。
27、 信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是良好形象的重要标志。在古人看来，“诚信者，中国邦交之守也”，用诚信当作标帜，“则谋臣不能折，贞士不能违”，并且可以堵住天下人之口。但在王夫之看来，对何人行仁义、讲信义，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而不是“以一言蔽千古不齐之事变”。基于这一认识，王夫之认为，夷狄如果逾越夷夏之防侵略中原地区，那么“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由是观之，王夫之“不以信义结夷狄”的思想观点具有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和显而易见的狭隘性。
28、王夫之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29、1690年(七十二岁)，写成《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重订《张子正蒙注》。
30、 王夫之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他认为司马光之所以赞扬牛僧孺而贬低李德裕，是因为司马光试图借此事抨击王安石的新法，进而反对熙宁、元丰时期北宋当权者无故挑起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即“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王夫之进一步指出，司马光不赞成李德裕的观点，无非是因为诚与信二字，但在他看来，“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也就是说，时代变化了，强弱不同了，战守更替了，利害关系不一样了，所以是否要讲信义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以“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这是立论的大忌，“而温公以之矣”。
31、王夫之批判理学时，经常拿他们与佛老哲学作比较。他说，陆王的“心即理”的哲学，是佛教思想在世俗生活、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运用，所以是“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而朱熹认为理在气先，理是永恒的，这种超越于气之上的理，与佛教的“空”“无”是一个意思。朱熹又否认元气不灭，也就否认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与佛教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朱子之说“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
32、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33、1686年(六十八岁)，重订《周易内传》及《发例》。又写出《四书笺解》十一卷。
34、最后，王夫之得出结论，“故道可弘也，而不用乎笃信也；德必笃信也，而不弘以执之也。”就是说，当人们在把握“道”，即把握一般的规律和原则时，应该把它看作是可以弘扬发挥的东西，而不能把它视为不可移易的教条而加以“笃信”；当人们在把握“德”时，又必须有所“笃信”，不能借口“弘道”而根本抛弃“道”。这里包含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不把规律当作教条去死守的思想因素。
35、作为古代的士人与士大夫，王夫之与他们有相同的精神结构及人生目标：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但王夫之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一是时代没有给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个人成长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又与其他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二十四岁之前的王夫之，基本上是在家学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王朝聘、长兄王介之都是理学中二程、朱子学的信奉者，同时又与阳明学江右学派邹守益一系有学术关联。其长兄比他大十二岁，对于《周易》《春秋》《诗经》均有极深的研究，而且有著作出版。王夫之在家排行老七岁时就把十三经读完了。二十四岁时，与其长兄一道赴武昌参加乡试，一同中举。而从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家庭教育，在经学方面基本上是由其长兄完成的。青年时代的王夫之，其实是极其刚愎狂放的，但有一位严厉的兄长管教，再加上他叔父的教育，还算是有所收敛。但二十四岁中举后，正值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的义军阻断了王夫之与其兄长北上参加会试的道路，只好返回乡里。二十五岁之后，王夫之卷入了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之中，其思想的变化，人生抉择的最后确定，大体上可以五十岁时的对联为一鲜明的分界线。
36、总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是不可缺少的，耳目等感官服务于心官(思维)，心也不能脱离感官。既要格物，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又要致知，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格物离开了思维的指导，就会流于“玩物丧志”；思维不以客观事物为基础，就会陷入主观狂妄的邪说。
37、同时，王夫之也十分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反对局限于感性认识，认为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起指导作用，仅仅依靠感觉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徇物丧己者，拘耳目以取声色，唯我私之自累，役于形而不以神勇，则无有所不通，而应之失其理”，局限于感觉经验，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听从感官的支配而不运用思维，这样既不能真正认识事物而且感官的反映也不能准确无误。王夫之强调理性认识的作用，认为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能够把握事物的规律，可以推理和预测。
38、王夫之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39、于哲学而言，王船山与康德、黑格尔东西辉映。康德讲“自律”、“立法”，讲“世界公民”、“世界永久和平”，与王船山讲的“有我”、“立极”、“建黄中”、“立法”、“天下公民”、“太和”具有相似性，但是康德有外，王船山更讲“人类一体”、“人物一体”，是真正的“王者无外”。
40、五十岁以后直到去世，王夫之的思想创作激情一直不减。下面简单地列举其主要的学术、思想性著作的年表，就可证实这一点：
41、 “天地间气化流行”，没有情感意志，是无心的。所谓无心，即为自然。
42、1681年(六十三岁)，病哮喘。始撰《相宗络索》。又为门人讲解《庄子》，写《庄子解》，与《庄子通》相表里。这一年起，直到逝世为止，每年都有一本新著问世，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创作能量。
43、他又是怎么影响近现代叱咤风云的精英人物的呢？
44、(2)重视手工业、商业的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