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的作品
1、 《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6年，第二部完成于1831年。题材采自十六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德国十六世纪民间传说中一个神秘性人物。相传，他用自己的血和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时间的权利，知识和享受。《浮士德》这个故事在民间传说中，原本是一个训诫故事，意在告诉人们要戒除欲望，养成虔敬之心，否则魔鬼就会乘虚而入。
2、对靡非斯特这个人物的理解在当下比较全面了：有人将其视作一个浮士德需要不断克服、战胜之才能飞升上天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在浮士德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靡非斯特的影子，靡非斯特是浮士德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表面上的主仆关系掩盖不了二人的相互交融，他既是向善的阻力，又是一种原动力，他促进了浮士德向善的追求。残雪的《靡非斯特为什么要打那两个赌？》指出：作者写靡非斯特，是要向人类展示自己毕生的追求，是要将生命中的狂喜和悲哀、壮美和凄惨、挣扎和解脱、毁灭和新生，以赞美与嘲讽互相交织的奇妙形式展现在人间。诗人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沉痛：人要绝对遵循理性来成就事业极其困难。在沉痛与颓废的对面，便是那魔鬼附体的逆反精神，是一种动力。丁谦的《西方文学中的伴生对偶原型》一文从“伴生对偶”出发，将主人公视作对偶中的两极，是资产阶级人性中两种力量的冲突与合一。
3、《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毕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共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七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
4、“在这新环境里，我为那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生气蓬勃，友爱温暖的气氛所感召，如入一个新的世界。见到朱团长，他那学者的风采和长者的风度，他的学识渊博与平易近人，想来是那样仪态可掬、和蔼可亲……”著名画家沈柔坚后来回忆他参加战地服务团的经历时如是说。信仰如山，信念如磐，风采卓然的朱团长已然为革命慷慨赴死，但我们仍有幸从书里一睹其当年从容。
5、 从1794年一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歌德与席勒之间长达十年的友谊和合作，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在任何意义上都堪称典范。
6、从大地精灵的自我陈述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属于精灵世界的地灵充满难以探究的神秘。浮士德对地灵的表述产生误解,以为自己能与“忙碌的精灵”一样驰骋在“广阔的世界”(V.510),希望得到地灵的帮助以摆脱对“牢狱”幽闭的恐惧。然而,浮士德追求获得脱离自然秩序的能力,以此获得人本自由,与地灵服务神性的自然本性南辕北辙。地灵发现了这点,明确告知浮士德,他们之间没有共同性:“你与你能把握的精灵相似,/而不是与我!”(V.512f.),地灵是自然元素,是神性—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是为神性—自然服务的劳动者,不愿意,也不可能被拘禁于时间中的人类代表浮士德所把握,所理解,所奴役,说完就弃浮士德消遁而去。浮士德现代人本主义式的自由只有与魔鬼结盟才能得以被给予,诗学文本在此为浮士德要求黑色魔力梅菲斯特的帮助埋下伏笔,涵义方向隐指人本主义的悲剧性本质。
7、现代出版一本书，可以用商业手段炒作、找亲朋好友做广告，一本书尚且可以炫耀一时，但是100年之后没有这些社会资源了，真正决定这些书是否有市场的都是后来人。《论语》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不尽完善，但是已经不需要为它的流芳百世背书，而且它的当代影响力也能确保它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歌德的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各国的人都在接受着歌德智慧的赠予。
8、关于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歌德指出每个人，包括最伟大的天才在内，既因他所处时代的短处而受损，也会因所处时代的长处而受益。艺术家的思想受制于所处的时代，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
9、(3)余匡复：德国文学史(上卷)GeschichtederdeutschenLiteraturBand1(20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0、这首诗中，“鲛人”的形象意外出现在这银辉的宇宙之海，令人遐想，也引出神话之维。“鲛人，神话中的人鱼，泣泪成珠”，且善于织锦。这个中国神话典故又能和歌德有什么干系?且看最初发表于1923年后又收入《文艺论集》的《神话世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把神话感性和诗人创造联系起来，这正合于歌德时代德国文学对神话的向往和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谈到“各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大抵相同，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感受性与表现性相同的结果”，然后专门以中德水神为例。“四川乡下”有摄人溺水的神，而“德国古代的传说亦有水神名Nixe，恒诱惑渔夫或来水边之青年沉溺”。接下来，郭沫若就抄录了他对歌德名诗《渔夫》(“DerFischer”)的“旧译”——“流水震荡处，/浮出一女人”。这湿漉漉的女子唱出诱惑之歌：
11、这便是新诗史上的名作《“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以下简称“《夜歌》”)。这首诗的写作，缘于1920年与田汉同游之后，郭沫若的幼儿生病，“白天受了一天，到晚来又眼睁睁地守了一夜。我那首《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里做出的。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蜜桑索罗普即厌世者，但抒情主人公(“我”)最终不愿辜负“天海”“星汉”，而是摇曳着光辉，向“无穷”陨落并“前进”——
12、说到浮士德精神，董问樵直接引用了悲剧人物的表白来分析其主要方面：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杨武能的《试析〈浮士德〉的哲学内涵》提出：浮士德精神非纯粹的德意志精神，而是整个欧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延续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欧洲精神的凝聚和结晶。张辉在他的论文《浮士德精神与中国化审美诠释》里比较了宗白华、张月超等人的观点后发现了审美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悖论：审美的来理解浮士德精神，并以之进行审美启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吁求，同时由于对审美作用的片面强调，可能伴随着审美本质的变异乃至异化，使人变成审美乌托邦里的“单向度的人”。
13、英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曾说：没有一本书是莫名其妙被人记住的。
14、这个年龄与身份极不相符的矛盾性构成了浮士德生不逢辰、怨天尤人、此在绝望的根本动机。然而,浮士德的绝望表述没有停留在个人恩怨或职场失意的层面之上,而是把恐惧与绝望转嫁、扩展到(抨击)时代制度的层面上;与此相应的是,(新)时代,就是“现代”(moderntimes)也需要能够将理解力与毁坏性集合于一身的革命者;浮士德的悲剧形象就是个体性绝望情绪与现代性破坏特质的混合体,个人动机与时代需要的契合也造就了浮士德的辉煌成就与悲剧本质。
15、 魔鬼命小鬼为他挖掘坟墓，浮士德听着掘墓的声响，竟以为是大堤即将筑成，脑海里一副国泰民安之景，不禁发出了“停一停吧，你真美丽!”的赞叹。随即颓然倒地。最后，经过天使们的拯救和超度，浮士德的灵魂最终并没有落入魔鬼之手。
16、歌德《浮士德》是一部不可分割的完整悲剧,原因在于主人公浮士德试图把自己从神性—自然秩序中解脱出来,颠覆神主人仆的关系,获得人本主义式的自由。存在于世界中的人既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各种规定性,更无法彻底脱离这一既存秩序,因而,人本主义的自由不仅是现代性诸多幻象之更是人类走向悲剧的根源。第一场“夜”中,浮士德纠结于对此在的牢狱般感受,意欲借助秘籍和地灵解放自己;当万念俱灰时,上演了一出宗教般的人本主义复活剧。
17、“天上序曲” (1) 的“天幕关闭”(V.349后的舞台指示)之后,启开了《浮士德·一部悲剧》的第一场“夜”。这一场共有453诗行的独白与对话,场景时间设定在没有阳光照耀的“夜”,空间是一间哥特式狭小书房,主要人物是对此在状况深恶痛绝的浮士德。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在贬抑性喻指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狭隘”,这是欧洲自文艺复兴经启蒙运动至现当代对欧洲中世纪的主导性观点,历史书、教科书均作如此描述。
18、 正是这样一种决心，使他们在各自心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和迫切需要，与一个同自己具有相同理想的人一起合作，交流思想，相互切磋。这是这种愿望和需要使这两位本来互不来往的文坛巨人走到一起。
19、(摘自朱雁冰《耶稣会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20、终于，1859年3月19日，《浮士德》在巴黎抒情歌剧院首演。剧本的编剧之一朱尔斯·巴比尔(JulesBarbier)，因为担心评论家们的"找茬"——把歌剧脚本和歌德伟大的诗剧相提并论，甚至躲在家中不敢去现场。
21、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席勒断言，自然对于我们无非是自愿的此在，即事物通过其自己本身的存在，根据自己的和不变的法则的生存。然而，构成自然之品格者恰恰是我们的品格达到完美所缺乏的东西；而将我们与事物(自然的事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恰恰是它们达到神性所缺失的东西。“只有当两者，”席勒说，“相互结合起来，只有当意志自由地遵循必然性法则，在幻想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理性坚持其规则的时候，才会产生神性的东西或者理想”。这既是席勒的艺术，也是他对理想的人提出的要求。孔子也有相似的言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另外，《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在席勒是自然与神性，在孔子是质与文，两者相互对立，而不相辅相成。两人追求的都是平衡、适度。
22、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孔子有很多契合点。瓦尔克说，歌德是读过拉丁语版和法语版《论语》的，而且歌德不仅是阅读而已，还把很多儒家的学说和想法融入到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23、该剧的设计者、表演者和音乐家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包括法国默剧大师马歇·马叟(MarcelMarceau)的弟子。
24、回到现实后，浮士德帮助国王平息了叛乱，得到一块赏地，他决定筑堤拦海，改造自然，却间接害死了无辜百姓。在这过程中，他双目失明了，听到为他掘墓的声音，却以为是大堤将成的信号，激动的他由衷盼望时间为之停留，随即颓然倒地。按照赌约，他的灵魂将归魔鬼所有，但天使及时到来拯救了他，他进入天国见到了圣母与葛丽卿。
25、 《浮士德》与《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四大古典名著。它的创作延续了将近六十年之久。
26、此后，浮士德继续得到靡非斯特的帮助，从个人的小世界投身社会的大世界：开始他接触政治生活，希求功名，向皇帝倡议大量发行钞票，解救了财政危机，却被昏庸的皇帝视作浅陋的魔法师。于是，他又在瓦格纳的“人造人”帮助下，穿越时空，追求古希腊的美女海伦，并与海伦结婚生子，儿子欧福良无限制的追求高飞，却坠地身亡，海伦也悲痛离去。
27、《葛兹·冯·伯里欣根》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葛兹原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没落骑士，他曾一度参加农民起义，后来背叛了农民。
28、人们曾从其产生的环境，从其形式和结构对这两首格言诗作了考察，但很难证明这两首诗可被置于孔子名下。董问樵先生用《易经》的两句话作出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解释说，上半句是推论天道，下半句阐明人事。关于这两首诗，董先生说：“第一首诗分三段，前两段推论时间，后一段阐明人事。第二首诗分两段，前一段推论空间，后一段阐明人事。”接着他断言：“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席勒在这里也受了儒家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虽然董先生并没有在席勒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他的论断的证明，但他的论证方式是可信的，对进一步的研究颇有启发性。至少可以肯定，席勒给他这两首相隔五年写成的诗以孔子的名字作为标题绝非信手为之。
29、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列的四大文豪。译者钱春绮先生是我国德语界泰斗级的前辈、诗人。
30、(2)vonGoethe,J.W.(2013).浮士德(译文名著精选)(ChineseEdition)(ChunqiQian,Trans.;1sted.).上海译文出版社.
31、左起：现场翻译、托斯腾·瓦尔克、傅杰、沈奇岚
32、他在1773年写了一部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从此蜚声德国文坛。1774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名声大噪。1776年开始为魏玛公国服务。1831年完成《浮士德》。
33、郭沫若1919年至1920年的诗歌写作和翻译，和“五四运动”的大开展正好重合，其重要性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在《呼语》等文章中，我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的惠特曼因素，郭在1936年的回顾尤其令人瞩目：“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由着这灵感的奔流，就产生了《地球，我的母亲》《晨安》《凤凰涅槃》等一系列诗作。而在1932年的《创造十年》中，郭沫若的回忆又勾画出作诗的阶段图式，“惠特曼式”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但很快就被“歌德式”所打断，“我成为韵文的游戏者”，尤其是自由诗的奔放，因1920年夏《浮士德》第一部的翻译而受到“限制”，这样一来，歌德就显得像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以至于，有些评家也以“限制”来审视歌德对郭沫若的作用。其实，“不好的影响”这样的说法，背后隐藏的还是郭沫若译《浮士德》稿当年不能出版而竟遭到鼠啮的不快记忆。郭沫若后来嗔怪老歌德的“影响”，情有可原(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歌德有批判性反思，也是个中原因，此处不表)。但我们不能被这一面的回忆所迷惑。“歌德式”并非后于“惠特曼式”，更不能归为“限制”，而是作为一种开放的精神氛围，决定性地弥漫于郭沫若1919年至1920年乃至整个早期的一切创造活动。只要翻检姜铮先生的《人的解放和艺术的解放——郭沫若与歌德》一书中的《郭沫若与歌德关系年谱》，就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本来，《三叶集》中不仅有诗的“胚胎”，而且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在1920年的通信正是“歌德研究会”的“胚胎”和雏形。更不用说，1920年，田汉译《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中歌德诗作，有不少就出自郭沫若的译笔，其中还有两首编入当年的《分类白话诗选》。最终选入《沫若译诗集》中的歌德诗，则有十三首。不过，我这里首先要从一首看似和歌德无关的《女神》诗作来进入“歌德神话”。
34、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1744—1803)在他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考》一书中试图以人类历史作为对象研究历史的规律性。他在此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中国，他重复着人们当时在耶稣会士的报导中所可能读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接着便开始从哲学上就中国的社会伦理原则进行讨论。他断言，中国人来自一个“在大地的一隅蜕变为中国的奴隶文化的”蒙古人部落。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奴隶文化建立在童稚的顺从(按：即孝)的基础之上。赫尔德称，童稚的顺从构成一切美德的基础，“它不仅适用于家庭，现在也应适用于国家：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然由此而产生那种表面上的温文尔雅，那种彬彬有礼的举止”。中国人想以此“不顾人的天性，制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的心灵”，并使“人的真实心灵”习惯于“虚伪”。既然单纯的义务成为习惯并背逆天理行事，那么，“义务就是无效的、虚伪的习惯。因为中国人的国家学说和道德学说与他们的现实的历史是分裂开来的”。总之，按照赫尔德的说法，中国人的单纯的顺从是万恶之源，并使其发展陷于停顿；他认为中国是一具描绘着象形文字和用丝绸裹着的、经防腐香料处理过的木乃伊；它体内的循环犹如一个沉睡着的冬眠动物的生命。他写道：“古代中国像史前时代的一堆废墟停留在其半蒙古的习惯中。”这类言论说明他作为西方人的狂妄和偏见，尽管他声称，有关中国他取中间道路，既不过奖也不过分指责。不过，这里谈不上褒贬，而只证明他的偏见和无知，而且也不想求知。尽管如此，赫尔德也有看对的地方。孔子的确将孝悌视为仁爱的基础，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但孝悌并非儒家唯一的仁爱原则，这种爱还必须推而广之。孔子解释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在这个语境中人们可以说，孝悌是针对青年人的教育，并非普遍的伦理原则。孔子的普遍的伦理原则是仁。至于将中国在其发展中陷于停顿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思想，赫尔德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而且也并非事实。不过这里不是讨论此一问题的地方。此外，伦理学说与现实历史的矛盾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在欧洲并非对父母的顺从，而是对上帝的顺从削弱着人的力量。在敬奉上帝的名义之下散布谎言、迫害和屠戮异端、异族，进行战争，这类反人类的罪行还少吗？在多种宗教并存的中国从不曾有过宗教战争。因此人们也许可以反问，在我们这个可爱的世界上哪一种神圣的学说，哪一种高尚的名义不曾并正在被滥用呢？！
35、 ·完美(Vollkommenhe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