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云小说
1、(28)黄碧云：《给死者的一封信》，《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17-218页。
2、 未几看到我妹妹芳子死亡的消息。她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便想从政。最后加入了社会d，而且开始参与竞选。有时她会寄张宣传单来。她反对兴建核电厂，又反对堕胎，进步与保守，兼而有之。我们一直没有通信，直至一天我在“读卖新闻”看见她被谋杀的消息，相信此宗谋杀有政治动机。
3、 我住进了医院。普通人叫这做“精神崩溃”，其实我只是血压低及严重睡眠不足。出院的时候，我发觉我掉了大量头发，变了一个半秃，而且皱纹飞快的爬上我的脸。 (黄碧云小说)。
4、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说以中学毕业生阿果的视角，展现70年代香港的变迁和生活在这座城里的年轻人的精神面貌——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等生活场景。
5、使用经过重塑的粤语方言体现作者不再愤怒之后对零度情感的追求，也造成必要的间离效果，与主人公周未难非主流的监狱人生、吸毒人生相合，而与港片黑社会人物设定相异，形成反戏剧性效果。“我希望能够做到《史记》一样简洁，但始终是白话文，写极都无法像《史记》，但每一个版本，愈写愈小，抒情近无，情节愈简。”(19)对至简至拙的语言的追求还可以从《烈佬传》的插画艺术进行验证。画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语言，《烈佬传》是“粗糙”的，是黄碧云刻意追求木刻的效果。《烈佬传》封面、封底、插图都使用木刻印刷，作者解释为：“用木刻是因为鲁迅。木刻是农民的手艺，粗糙原始。《烈佬传》很粗。”(20)显然，语言也罢，插画也罢，作者用意在——一切为了人物的需要(尊严)。《烈佬传》语言不再是后殖民的混杂语言，当然也非纯正中文，却是最适合的香港本土文学语言。
6、黄碧云：还跳。但对写作没有影响。跳舞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吧。在西班牙时，每天早上喝杯咖啡，就开工，写到下午三点多收工，然后跳舞一个小时，过得很规律。写长篇需要很高的专注度，《末日酒店》是在香港写的，三万字，还是短。我希望自己心可以定一点，在哪里都能写。
7、因此，在书中，读者得以看到很多她在生活中的片段记录，哪怕有些是“无意义”的：可能有凌晨4时许，失眠的大脑中掠过的灵光一现，可能有旅行过程中看到一花一木的内心触动，也可能有读书过程中的感悟和评论。庆山日常的生活片段
8、 黄碧云对笔下人物的人生设置，一向非趋于完满。《微喜重行》中的“缺憾“题旨，一如黄氏往作，带有鲜明的个人选择烙印。作者借男主人公父亲之口，道出其与时代之间的联系是“乱世浮余”。“大巧若拙”，指示了主人公的主体性格基调。他以不间断的主动放弃为姿态，实现了对这城市主流价值观以及利益架构的挑战，避免落入了世俗成功的窠臼。“我会尝试由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大经历：他的成长、他后来结婚、生孩子、移民…..那些很生活化的事，写进了他的里面。” 在黄碧云以往的作品中，这种对“普通感”的念兹在兹，构成了作家独特的“反智”倾向。黄碧云早期的作品，题材往往剑走偏锋，与其专业背景相关。黄毕业于香港大学，获社会学系犯罪学硕士，并供职传媒界多年。理论而言，法律界出身的作者对司法与犯罪系统化的认知(专业方面的因利就便)经常导致作品向推理风格靠拢，比方里查德•帕特森(RichardPatterson)、约翰•格里斯厄姆(JohnGrisham)和斯考特•特洛(ScottTurow)。这类作品中往往存在关于“法”与“理”交互作用的基本模式。但黄早期的作品即离弃甚至消解了这种倾向，颠覆某种关于“法”的思维定势或者价值判断，呈现出题材选取与小说主题之间微妙的制衡与反差。“颜纯钩曾经如此评价：“这个香港的小女子黄碧云﹐年纪轻﹐却对丑陋与邪恶兴趣盎然﹐而且又用的是这样一种漠然和茫然的笔调﹐就好像整个世界已经地老天荒﹐失去了价值判断也用不着价值判断” ，比方在〈罪与罚〉中，她写道：执法者可以是犯罪者，狱卒可以是凡人。” (〈双城月〉中陈路远的形象诠释了这一点)。司法界的多年浸淫，犯罪学专业知识的熟稔造就其人物群落的复杂与特异，然而黄的笔触恰将之堕入凡尘。建基于智性的逻辑化叙事元素被稀释，代之以凡俗的欲念错乱与日常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道德尺度层面，在作品中造就一种令人畏惧的克制性文字表达。如在〈失城〉中﹐陈路远杀死了妻子赵眉与四个孩子﹐请邻居见证：
9、(36)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第62-71页。
10、有时我想，爱不过是小恩小惠。我以为我可以独自过一生，我还是被打动了。——黄碧云《突然我记起你的脸》
11、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的多种定义。但米兰·昆德拉又给了一种新的定义，即“轻与重”、“灵与肉”。在这本《不能的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他讲述了一种更哲学的爱情关系。这种爱情打破了我对爱情的传统观念，有时觉得此种观念简直荒谬，有时却觉得颇有道理。此间种种，待读者读读便知。
12、黄碧云：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做着作家梦。为了推销自己的小说，立心不良地做了一个读书小剧场《媚行者》。做完以后更加懊恼：小说没推销成功，一样卖那永远不可逾越的两千本，时间金钱赔了一大堆，更可怜的是诱发了一场品位低劣的姿势竞赛。
13、打开包包，里面是一套和服、一双白袜、两条内裤、两件白内衣、一双木屐以及一只小木鸟，那是我儿时沉迷的玩具。我紧紧握着小木鸟，包包在我膝上很重。其实这都是身外物，我也用不着它们了。
14、(30)黄碧云：《卢麒之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5页。
15、如果按程版，书静仅是对师生恋失望至如此彻底也未尝不可，多少分析文章和欣赏书静的文字可以为此而写。可删了陆港社运的对照，又怎能在末句写下“太平盛世，最惊心动魂的爱情故事也只能如此。八十年代的香港。”
16、我以前一直恨我爸爸。包括我哥哥，感情也很复杂。但到我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放开很多东西了。说实话，是在我爸爸和我哥哥两个人都离世后，我好像才开始再一次生活，重新理解爱和生命欲。
17、南都周刊：这几年很少听到你的消息，早年的书也很难买到。很多香港作者的书都出了简体版，你有内地出版计划吗？
18、然而，非虚构写作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精英主义，二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作家需要突破封闭的学院生活、狭隘的生活视野，关怀社会，同样，也不应该不加反思地认为底层、弱势就具有先天的道德合法性。此外，非虚构写作介入力量的获得来自社会的回应与反馈，过于追求精英化、风格化的写作必然导致读者的流失。《卢麒之死》也因此招致一些最新的回应与批评。香港学者曾瑞明质疑《卢麒之死》作为非虚构小说的权利和义务，“作者的写作似乎是在公共议题的外衣，进行私密情感的抒发。情感相信是真实，但情感可以任性。读者也就不得不展示他的勇敢，向作者发问。”(39)台湾评论人朱宥勲“《卢麒之死》的形式是有着很强的内在张力的，全篇看似大笔搬抄并非由作者所撰写的档案，但作者的手泽却无所不在，那些素朴、简陋甚至干瘪的官样文字，重新在这样的形式里‘被重写’了一次。透过这种的手法，黄碧云使无关的关连(如卢麒与老鼠)，使矛盾浮现(如可疑的‘陈姓友人’)，却也使‘历史事实’沉浮在闪烁不定的档案之海中——‘档案’看似公正客观，实则湮没所有个人性，历史的‘事实’仅存碎片，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而透过括号补述的，也最多只能是文学意义上的‘真实’，一种被语言建构的特殊感性。”(40)黄碧云本人则回应“解释太沉闷。其实无论我怎样‘答’，都不会解答。我以为创作人的责任，是自己给自己，而不是他人压予的。给人叫为社会责任而写，在延安吗？我为卢麒这个人而写。这是我唯一的，当初的，也是最后的，因此是纯粹的，动机与责任。”(41)就此而言，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介入意识及其小说的公共性是可商榷的。在艺术的整体性方面，小说的结尾部分直接将历史事件与当下事件“非常准确的榫接”，“文学回扣现实自有其积极意义，只是不免让人疑惑：如此板上钉钉的指向，是否与整部小说营造的那种坚实的恍惚有所扞格呢？”(42)由此可见，在社会承担的公共性与文学承担的纯粹性以及个人的风格化追求之间，黄碧云陷入挣扎与犹豫不定。这既是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限度，也是其保持思考的张力与写作的动力之所在。
19、有时候翻看自己年少时的日记和只言片语，发现她的作品看的多了，自己也出很多“矫情”的文字，总有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似乎以此才能表现出自己内心的不羁和与众不同。2006年自己读《二三事》和《清醒纪》时的笔记而如今，时移势易，作为她的读者，我已经从不谙世事的中二少女到了而立之年。她早期的小说中，很多故事都发生在MSN上；而如今，很多95后甚至不知道MSN是什么了。
20、(1)凌逾《重构中西文化因子——从非虚构的虚构看文学大势：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从《烈佬传》蕴含的中西文化因子出发，论及黄碧云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本文立足香港社会、历史情境，结合新作《卢麒之死》论黄碧云非虚构转向的本土性思考。
21、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煮茶，茶香扑鼻，玄关外是飞扬的雪。她煮茶总是长长的、缓缓的，了无边际。她从来不说话，从黄昏到入夜，她仍在黑夜中煮茶。所以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夹着一点茶香。——黄碧云《其后》
22、《胭脂扣》成书于20世纪，香港回归已成大势所趋之时。殖民地的身份消失，香港是谁？香港要走向何方？现实的变化和身份的转换，唤醒了香港对本土文化的自我意识探索。
23、 相关于此，在黄碧云早年作品中不断被表述与演绎的两个意象，“疾病”与“死亡”亦在这部小说中复现，然而与往作两下相较，意味亦大相迳庭。在黄碧云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疾病／病态构成了很重要的主题与叙事线索。而这些疾病在病理学角度大多由非正常／失范因素所引起，比方〈呕吐〉里面的叶细细，因为她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造成一种呕吐性的性行为错乱；〈捕蝶者〉中的陈路远，杀人之后长疮；〈双城月〉的曹七巧，经历过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以后患上癫痫失语症；也包括〈丰盛与悲哀〉里的男主角，郁郁患癌以后，整个电影拍摄过程戛然而止。桑塔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疾病是一种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 ，桑塔格从疾病的病理特点分析入手，结合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观点剖解文学作品中的疾病隐喻。指出隐喻与所隐喻的对象之间具有的相似性、关联性、联想性，例如将城邦比作有机体，将文明失序比作疾病。 桑塔格本人致力于疾病与其隐喻之间的剥离、摆脱，而建立在后者被揭示、批评及细究的基础上。在黄碧云的小说中，疾病经常作为一种带有深重痛楚的隐喻，被极大化地展示，且其常以凛冽与极端的方式书写与呈现。疾病从而成为人性考验的试金石，大多伴随鲜明的惩罚感而出现。这类惩罚感往往以黄小说中另一重要意象“死亡”作为指归，以质地浓烈的“横死”居多。在《微喜重行》中，“疾病”与“死亡”依然指引或预示着小说中重大情节的发生。但其主题基调全然不同，笔触舍弃暴烈而趋于静美通达，文字的锐利痛感也代之以隐痛。可以察觉黄碧云作为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切入，已由相对单纯的对人性的摹拟转向对人生的检阅。作者对此的省思是，“我以前多是靠自己的敏感，人生的种种都是以一种象喻(Metaphor)出现，现在人生的种种对我来说都是现实。早期像表演多一点，现在像现实，所以我只可以很现实地呈现它，然后出现那种平静感。” 疾病在这部小说中的出现，的确建基于现实的自然渗透与无可选择。如写到女主人公微喜的婆婆，罹患“脑退化症”，作者在文中感慨：她因病“一直毁坏下去，视乎速度，孩子迅速生长，好像是对衰老的抵抗与反驳” 。佛家四谛，生老病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如谛视天道循环的旁观者，不再剑拔弩张，而是顺其自然，代之以隐忍姿态，诠释疾病如何以亦步亦趋的方式将人推入绝境：婆婆一身华服，躺在浴缸里自杀，寻死而不得，被人救起，旗袍被医护人员剪烂。她甦醒后，望着衣物残片，问道：“是我额伐？” 一个老人，以选择性死亡力图实现对衰老与疾病的抗拒，最后表达自尊的机会却丧失殆尽，陷入难言的尴尬。同以往对死亡的凛冽表述不同，在这部小说中，黄碧云将之视为“衰老”之彼境，致力于表达“老去”的过程中，人与“死亡”并行渐近的平静之感。
24、后殖民书写虽以弱者位置发声，但其叙事者本身或叙事所面对的对象却是宏大主体，其中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正确意识。简单而言，后殖民书写需要有一个加害者或者是隐形的潜在的加害者，因而很容易掉入詹明信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的民族寓言书写窠臼。创作《烈佬传》和《卢麒之死》使黄碧云深入到香港监狱变迁和九龙骚动事件的历史。这两段历史以及事件本身有高度的“殖民”“反殖民”意味，极其容易处理成后殖民文本。作者本人也承认刚开始写《烈佬传》的时候，还想着宏大的主调，从犯罪者看香港监狱和政治历史。《卢麒之死》原本的计划是追溯《南京条约》签署后的事，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发现了卢麒这段历史。《烈佬传》《卢麒之死》预设创作计划的改变透露出黄碧云最新的创作心理：她要面对的是社会的遗忘，诉求对象不分殖民者与否，她要检讨的是香港人的特殊历史以及情感构成。“我写了湾仔，不是这个地方有甚么历史价值，旧湾仔不过是随时间而消失，挽得住一条街，挽不住一代人，人会老会死，地方即使僵留不动，人已经不一样，我们岂是当年人？一头灰白，满面沧桑。新人旧楼，也不是当年人。我希望这本书可记过去的人和事，那个黄赌毒档满街的湾仔，不值得怀念，但实在曾经。”(23)
25、在这里，主角的名字不叫程书静，而是黄碧云小说里常见的名字赵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是赵眉来自东北沈阳，并且童年时对“运动”有一定的体验。在她眼里，大陆是充满着激越浪潮的所在，而香港、美国，才称得上安乐盛世。这段背景的篇幅并不长，但足以解释书名的盛世所指和赵眉与方国楚关系中“盛世”的意义。对于运动，赵眉眼中是精彩动荡，而方国楚也曾亲身参与过70年代的香港社运，于他是年轻热血的证明。政治运动残酷会流血，但也是种激情的浪漫。赵眉和方国楚的相互吸引，不能避开浪漫政治的催情。
26、2008年《你的名字叫红》《夜殇》《月光下我记得》《幻世》《再见敦刻尔克，再见》
27、(22)郑政恒：《一九六黄碧云：香港还有故事未说》，(原题：卢麒与时代的幻灭)，《明报》(香港)2018年4月15日。
28、 一天午夜裕美突然起来，发觉我在客厅射吗啡针，她便掩脸尖叫起来。她不停的叫，结果邻居报了警。我将她打晕了，然后坐在客厅吸一支烟，等警察来，打发他们走。
29、(6)黄碧云：《后殖民志》，台北：大田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6页。
30、梁文道曾猜想，黄碧云的书如此紧张，想必写得也十分不易。在这场题为“小说语言的隐秘”的演讲中，黄碧云证实了他的猜测。
31、但她始终拒绝快乐：出于对生命种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
32、 小说中与之相关的又一情节，是若拙确诊以后，回到公司收拾遗物。他特别把一封买好的打折电池，用公文袋封好，写上“全新电池”，然后郑重交给助手阿凉。此段落平实无华，写人之将死，充分表现出作者在小说中对“死亡”的顾念。日常而波澜不兴，无彻骨之痛，反有一种尘埃落定之美。这一点，无疑与其早期的尖锐笔锋颇有反差。谈及此转变，作者将之与自身人生阅历联系，“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几年，我的亲人陆续去世，我真的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之前还没知道是什么，所以会想像得很激烈，到我知道的时候，其实现实并没有这么激烈。”“死亡很近了，近得你要开始接受，那也跟我的年龄有关，年纪轻的时候想的死亡都是很激烈的。如今这些死亡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打击，而是已经好像黄昏入暗那样吧。死亡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它比你大很多，而我就坐等黄昏入暗。”
33、 我在千叶县一间房子等待你的信，我知道信不会来；你不想我也不想，老燕第一眼便看出的事情。房子在木头房子的二楼，楼梯之前有一个日本庭院，又小又假，又一株给剪到细小的树，庭院铺着小石头。信箱在地下，每天下午我会听到邮差骑着单车经过，停下来或停不下来，我都会飞奔下楼梯，等信。
34、 那天下大雪，下午四时便天黑了。
35、比如她的表情。不说话的时候，她显得峻厉。而笑的时候，则带着一点不知所措的温柔。仿佛这种温柔的含笑，是她刚刚才学会、仍亟待练习的技艺。
36、结局叶细细一心备考研究生学位，行之希望成为sabellaRossellini，靠着睡了一脸疙瘩的丑陋中年男人，终于一份杂志的封面出现了她.丰满的唇与微笑。叶细细原以为，她可以与行之厮守终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