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1、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2、根据柏拉图的《自辩词》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自辩词，苏格拉底自称控告他的起诉书大致如下：“苏格拉底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祇，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表面上看，苏格拉底是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起诉的，但在这两项罪名背后隐藏着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派在对待其时民主政体态度上的深刻分歧——苏格拉底的强烈不满与民主派的无条件拥抱。至于为何民主派不直接以“反对民主政体”而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起诉苏格拉底？那是因为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民主政体，他只是对其时被别有用心的民主派利用、已然变质的民主制表达强烈不满。
3、由于苏格拉底拒绝妥协，最终法庭判了他死刑。不过，多数雅典人可能并不希望真的杀死苏格拉底，因此以宗教庆典为由，推迟了死刑的执行日期。在此期间，苏格拉底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只要他想跑路，随时都可以逃之夭夭。苏格拉底的学生们担心老师的安全，纷纷劝他逃跑，可苏格拉底却对众人说：“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苏格拉底临终前的这番话可谓是一语道破人生的意义。
4、这样的文本，文采飞扬、气贯长虹，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没有道理，也经不起质疑和诘辩/verification。可能仍有文献经典，但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也诞生不了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放之四海和古今皆通的观点和语句——概念。
5、面对彻底终结的雅典帝国而造成的心理落差，雅典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会变得猜疑且敏感。在公共场合倾听苏格拉底讲话的是那些出身富有的有闲阶层青年，整体而言富人倾向于寡头制。
6、对国际关系而言，生育水平高的国家对生育水平低的国家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等因素的巨大影响，“一个文化中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19世纪欧洲人口激增，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欧洲人口涌入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而20世界后期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又导致穆斯林人口大量涌入西方。由于基督教社会极力向伊斯兰教社会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并干预穆斯林社会的内部冲突，使得穆斯林与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度急剧下降。
7、(5)CaldwellJC.Population:ExplosionorImplosion?(J).AQ:AustralianQuarterly,1999,71(4):28-(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8、人口哲学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比如婚姻家庭问题、长寿问题、安乐死问题、人口贫困问题、人口迁移问题、人口融合问题等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后既然难知，人们唯有先思考“为何而生”和“如何生”的问题。生，需要正义。死，也需要正义。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和善治，需要建立在人口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治理的绩效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每个社会成员的人口整体意识、大局意识，将决定一个社会的决策是否科学有效、尽善尽美。
9、比如生育问题，对个人而言是生育选择的自主决策，生育孩子数量的多少是自由的，但是生育具有外部性，既是家庭代际传承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大多数人都不愿生育或生育很少，可能削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10、苏格拉底就义当天，柏拉图因为生病，没有在场，达维德的画作中却出现了柏拉图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苏格拉底床尾，低头沉思。达维德在柏拉图身下的石凳上签名，解释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柏拉图。达维德把柏拉图画得和苏格拉底一样大，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比苏格拉底小约30岁，而且，让柏拉图穿上与苏格拉底同样的白色袍子。
11、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12、伟大的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一部传世巨典《理想国》，重新让他及他的思想得以复活。(苏格拉底之死的哲学意义)。
13、理想国的统治者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将城邦带向正义、善和理想。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哲学家通过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够看到“可见的世界”，而且可以看到“可知的世界”；而普通人只能通过感官感知“可见的世界”。柏拉图所说的“可见的世界”就是洞穴之中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是洞穴之外的世界，哲学家就是从洞穴中逃出来的那些人，他在太阳下闯荡，逐渐获得了理念世界中的真理。
14、柏拉图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不同人的灵魂往往处于不同的空间里。他设想，有的人的灵魂，被捆绑于黑暗的洞穴中而不自知，会认为黑暗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有的灵魂已经看见了洞口的一丝光亮，正努力试着挣脱捆绑向光亮处爬行。当然，也有的，已经跋涉出了洞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正朝着正义与幸福前行，奔向那个追求中的理想国。
15、洞穴版哲学王的统治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王统治的实现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学王的统治不是“管理”现实世界，而是带领成员们走出洞穴，超越现实， 去“观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会相信哲学家，服从他的带引。
16、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17、苏格拉底之死不可置疑地证实了使用暴力来钳制言论的不义和无效
18、实际上，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的洞见，还不仅仅只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数”，他依据过去曾经存在或不存在的形式多样的政体，进一步论证了理想国解体后的城邦政体形式：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极权政体)，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演化、转变的。迄今为止，人类政治的发展，其政体形式仍在柏拉图所描述、设想的范围之内而未出其左右，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而且，在柏拉图眼里，民主政体并不是什么最好的政体，而极权政体绝对是最坏的一种恶性政权，则是历史发展至今的一个不争事实。
19、(6)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20、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智者运动虽然没有颠覆雅典的宗教体系，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些冲击。大多数的雅典民众在宗教上仍然很保守，类似苏格拉底审判的宗教指控往往都上层有识人士发起的，往往名不副实，出于个人关系或政治动机。
21、苏格拉底住在奉行民主的雅典，但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依然感觉到有所不满，因此不断批判雅典民主制度。此种行为有点类似于今天网络上的一些杠精。苏格拉底经常还把自己比作是一只牛虻，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所以需要他这只牛虻紧紧地叮咬它，刺激它，从而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并焕发出新生。此处引用诗人艾青的一句经典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2、 相传，苏格拉底师徒有一次关于什么是爱情、婚姻与幸福的对话：
23、苏格拉底之死是对城邦政治和民主原则的赤诚奉献和深刻检验
24、人类文化传统中存在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正是从古老的艺术品中——建筑、碑刻、神像、雕塑、壁画、金银器、钱币等——猜想、推论和解读古文明的密码和讯息。这些艺术图像与文字文献一样，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思想的表达。以这些艺术图像为主体，通过借鉴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开创的艺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图像中的法律主题及其蕴含的历史和思想，是“法律思想与艺术图像”专栏的初心。
25、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26、于是，只能乞灵于人自己了，乞灵于人们自愿地不做出这样的裁决，乞灵于人们的宽容与良知。换句话说，民主制度本身不是自足的，它有一个缺口，因此它是一个历史性，它只能被特定的人群拥有，如虽然杀死了苏格拉底，却仍不失宽宏大量的雅典的人们。(老猫网友把贝壳放逐法看成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有点委屈雅典人了。这座城邦用此法解决政争，长久地避免了内部的流血冲突，许多别的民族即便现在也做不到这一点。)
27、本文转载自：“人口青专会”，已获授权推介。
28、我们可以设想：能不能订一条戒律放在那儿，不准民主制在运行过程中做出此类裁决，以维持制度的圆满和稳固呢？似乎不行。既然是以民意为最终裁决，那么任何民意以外的东西，都不能超越它，否则就违反了基本的原则。况且在实际当中，一纸空文有何约束力，须有切实的力量作为保障才行。而如果在民意之上存在一个可以否决它的力量，这样的体制也就不是民主制了。
29、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
30、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民主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它与现代民主是不同的，它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31、所以柏拉图的对话，与《论语》的对话是不一样的。在后者，所谓的对话，只是孔子在单方面发表观点，并且或因而、也是不得质疑和讨论的。
32、在公民大会上，由于大会辩论是必要的程序，并直接影响法案与政策的通过与否，同时也是公民政治上显露头角、树立威信的主要机会，因此活跃的政治家一定是雄辩的演说家。平民领袖在公民大会上提出了许多公民没有想到的看法、建议以供公民进行政策选择。普通公民对许多事情毫无看法，遇到不合自己胃口的演讲时，往往用集体鼓噪、呐喊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33、读《残简》，也就只能读论点，而读不到它的论证，或极少的论证，如中国的先秦诸子书。但就思辩哲学来说，论证才是核心技术，论点是可以抄袭和道听途说的，并且可以靠权威，而非道理、说服力成立。
34、苏格拉底身处雅典民主制面临深刻危机的时代，民主政体几经被推翻，经历过寡头政治统治的普通雅典人痛恨寡头政治的专制和暴虐，他们怀念雅典民主制曾有的辉煌，但并不真正领会民主制的精髓，将民主制简单理解为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没有是非善恶判断的民众自治。而重新掌控政权的民主派已如惊弓之鸟，大搞结d营私、排除异己，为使自己的意图和欲望现实化，行为合法化，他们摇唇鼓舌，通过巧妙的“辩论术”将正义等德性置于抛弃了真理客观标准的、以利己为价值取向的个人臆见及其自由意志的肆意玩弄之下，以民主代言人、民众利益维护者身份自居的他们利用民众对民主制的好感和误解以及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尽其所能地取悦大众，煽动民众情绪，将大众民意牢牢操控在自己手中，使大众沦为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和失去是非善恶判断力的庸众，使民主完全沦为实现其少数人利益的工具。这种完全受已然堕落的民主派操控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是“非正义的民主制”和“庸众的暴政”。雅典民主制的这种弊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充分暴露。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在阿吉牛西之役大败斯巴达海军，政客们却以阵亡将士的尸首没能及时运回为由，滥用冠冕堂皇的民主对10名海军将领提起诉讼，公民大会判处其中9人死刑，大会核心人物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合法，投了反对票，得罪了操控民意、排斥异己的民主派，被结d营私的他们怀恨在心，这为后来被控告埋下了隐患。雅典民主制的工具化、庸众化和民主精神的败坏，使得曾经显赫一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然成了徒具民主驱壳的累赘。富有哲学反思精神、众人皆醉惟其独醒的苏格拉底对此痛心疾首，他决心做一个勤劳的、清醒的、执着的却令人反感的牛虻，去叮咬雅典这匹昏睡在虚假民主制温床上的、血统高贵的惰马。
35、民主派将“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这两顶大帽带在苏格拉底头上在当时的雅典城邦还是能服众(庸众)的，毕竟苏格拉底出于对其时雅典民主制的不满确实不信奉雅典城邦专有的神祇——说理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此二神祇是雅典民主的象征。苏格拉底不信奉城邦专有的神祇，还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向任何人宣称有自己个人的神灵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苏格拉底也确实吸引了一批富家子弟投靠自己，无所顾忌地揭示其时民主制的弊端。
36、“罗尔斯人口问题”的困难在于，难以建立由每一代人都遵守的“正义储蓄原则”。在现代福利国家制度下，每一代人都想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通过给国家施加压力，很可能使国家不断累积债务。当债务累积越来越高，高到无法“借新债还旧债”时，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就爆发了。即使不借外债，内债的累积也是给祖孙后代留下的一个沉重包袱。前几年希腊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一个警讯。以至于有经济学家呼吁，“必须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健全的经济体”。
37、其时的民主制究竟如何令苏格拉底如此不满？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民主制又当如何？这是两个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